大哉师道天下尊，承往哲兮启后人。东海水，雁荡山，我温大精神，浩浩荡荡。2023年4月，在温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由温州大学档案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温州大学办学九十周年口述史录》一书出版，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采访了27位见证温大发展的领导、教师与校友代表（按受访者姓氏笔画排序），回眸一件件温大历史上与时俱进、跨越发展的重要事件，回首一代代温大人栉风沐雨、接力奋斗的宏伟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说：“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沧桑岁月。此书献给为温大付出艰辛汗水与始终关心温大发展的人们，以期新一代温大人能够牢记育人办学之初心，回首筚路蓝缕之苦功，高擎浙南教育之旗帜，肩负继往开来之重任，推动温大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小天地里成就大事业，老黄牛精神永不过时

——刘万伦口述

口述者简介

刘万伦，1947年生，浙江文成人。1973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曾在文成县农业局、西坑公社、大峃镇工作，1984～1994年先后担任泰顺县委书记、永嘉县委书记、温州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1994年12月～1999年10月担任温州大学党委书记职务。刘万伦在任期间，始终坚守温州人办大学的初心使命，发挥温州优势，整合高教资源，突破政策捆绑，与温大人共渡发展时艰，为形成并坚持适合社会需求办大学的办学形态作出了不懈努力。

一、从县委书记到温大书记

采访者：刘书记，您好！首先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包括籍贯、出生日期以及早期的工作履历。

刘万伦：我1947年出生在文成，今年76岁了。1973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文成县农业局、西坑公社、大峃镇等基层单位工作，1984年调任泰顺县委书记、永嘉县委书记，连续担任了12年。当时文成、泰顺、永嘉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我这一生是与贫困县结缘的。1994年12月，我被调任为温州大学党委书记，本以为可以“摆脱贫困”，可还是遇到了温州大学最困难的时期，在温大整整待了13个年头，直到退休。

我出身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但与我们的祖辈相比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一代人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沐浴新社会的阳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奋图强、艰苦奋斗、摆脱贫穷落后的峥嵘岁月，享受着新中国日新月异走向繁荣富强的喜悦。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家庭衣食无着，父辈贫病交加，无法支持子女完成学业，我勉强读到初中毕业，14岁就在家充当农村半劳动力，正式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承担起维持一家五口生活的责任。在毛主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激励下，我刚满18岁就担任了生产大队长，致力于凝聚村民的力量，带领全村民众开展“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战天斗地，改善生态，兴修水利，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为文成县、温州市树立了一面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旗帜。

1970年，国家实行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倡导“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当时，文成县委首推我为全国首届工农兵学员。我因专心投入村里的工作，几年来多次放弃招干、招工机会后，又一次决定放弃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县领导多次上门说服后，我才勉强接受了县委的选拔，从全国首届招生的32所名校中，选择了适合自己毕业后重回农村工作的浙江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成为全国首届工农兵学员，历时三年半完成学业。

毕业后，由于当时国家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制约，我未能争取到重回本村务农的机会，被分配到县农林水系统工作。农林水系统改制分局后，我被安排到县农业局担任副局长，从此长期从事行政工作。从公社书记、镇长到县委书记，我都服从组织安排，从未追求过职务和权力。我最刻骨铭心的认识是“共产党人没有职务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政干部都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公仆，“当官弄权”是共产党人莫大的耻辱。几十年的党政基层工作，使我养成了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习惯，没有欺瞒说谎，搞假大空的那一套；没有拉帮结派，耍阴暗手段，踩别人肩膀往上爬的那一手；没有依靠裙带关系或人脉资源铺垫晋升道路的那一招。我是温州连任时间最长的县委书记，任职期间，市委更换过五任书记，我熟悉的市领导不少，但我从不私下接触或提任何个人要求。市领导也都肯定我的埋头苦干精神，公认我是老实人，我只是习惯于坚守以诚引和、以勤补拙、以实取信、以俭养廉的修身原则。

至于我为什么会调到温大工作，别人看来捉摸不透。论个人前途，我当时是有机会进市级领导班子的，远比当温大书记强；说组织安排，组织当然也不会强制一个没有教育工作经历的干部去担任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去温大，只能说是一种由个人性格决定的机缘。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对工作岗位的态度历来都是服从组织安排，有自知之明，只注重考虑自己有没有承担这项责任的能力和自信，绝不会把权力、地位、待遇等个人目的联系起来，向组织讨价还价。这是我从担任村干部开始养成的性格和习惯。我原本从没想过要去温大，有一次温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叶洪芳与我闲聊时，我无意间流露出对温州大学的关注和期待，认为去温大可以有所作为。随后省教育厅派人前来考察，我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不久就毫无思想准备地接到了任职通知。这里我不否认自己对温州高等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期盼，上工农兵大学的经历使我认识到高等教育事关国运，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我看到高等教育事关国力，温州人民办大学的激情使我懂得了新时代人民对高等教育的利益关切。相比一个县、市，大学校园是小天地，但从人民的利益关切来看，也不失为大事业，所以，我内心是愿意为温大的发展尽职尽责、添砖加瓦的，也相信市有关领导会支持我在温大的工作，我有信心凝聚力量，把温大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不过，也正是因为过于自信，对问题认识不足，使我在温大工作的这段经历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关于温州大学的历史。温州大学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其初心目标是建立一所适合温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性综合大学。从1984年创办到2004年两校合并，学校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如果按照“大学生命周期理论”的创业、兴业、成熟三个阶段来划分，这20年历史就可以被称为创业阶段。两校的成功合并，标志着温州大学基本完成了在创业阶段“建基立业、建章立制”的主要任务。虽然在两校合并以后，创业阶段的许多任务仍在继续，如整合资源、完善治理结构、调整学科专业、民办机制转型等建章立制方面的工作，但发展重点已转移到以“内涵建设、优势培育”为主的兴业阶段。

在创业阶段，由于政府投资、高教政策、办学环境等大学自身无法决定的因素限制，时间拉得很长，这是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说明了温州大学创办的艰难和不易。我认为可以把创业阶段的历史细分为四个时期：激情澎湃的创建期、开拓进取的上下求索期、峰回路转的改制改建期、风生水起的并校兴业期。这四个时期构成了温州大学的创办历程，显示了温州人对初心目标持之以恒的顽强坚守、上下求索的开拓进取、不辱使命的负重前行、责无旁贷的默默担当。

二、创业阶段二十年：激情澎湃的创作期

采访者：您将温州大学1984～2004年的历史称为创业阶段，又将其分为四个时期。您能为我们详细讲讲这四个时期吗？

刘万伦：改革开放一开始，温州创办大学的呼声很高。这不是温州人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才培养、科技应用、社会服务已经成为温州社会的迫切需要。但凡经历过这一发展时期的人，都能深刻体会到人们对发展高等教育的渴望。当时，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城市都在争先恐后地办大学。在半导体、多媒体、因特网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产业迅速发展的年代，人们似乎都看到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差距，都羡慕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迅速崛起，都意识到要想推进科学技术必须先发展高等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历史背景下，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对“自己办大学，办自己的大学”都已形成广泛共识。一时间，办大学也就成了温州人最核心的利益关切和热门话题。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定了“再穷也不穷教育，勒紧裤腰带办温州大学”的决心。那时，我在泰顺任县委书记，市委组织我们南下学习取经，每次考察都先参观当地正在开办的大学。1982年创办的汕头大学、1983年创办的深圳大学、1986年创办的宁波大学等我都去过，希望学到人家办大学的经验。

市政府决定要办温州大学以后，得到了温州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人们激情澎湃、充满期待。温州华侨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公益捐资的主力；市政府发行“三元券”向广大民众筹集资金，连最困难的乡村都争先恐后地抢购。此外，各种形式的捐资、捐助活动广泛开展，从市、县领导到基层民众，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创办温州大学的热情与关切。

关于创办温州大学的方案。1984年，省政府批复“同意创办温州大学，目前先办专科部”。在温州社会各界的协同配合下，温州大学从筹备到建设有序展开，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一批由以华侨捐资为主建设命名的“育英礼堂”“温故楼”“昌横楼”等项目很快竣工。政府与社会集资建设的后勤楼、行政楼、教学主楼也在1994年以前先后落成。温州大学初期引进了200多名教师，其中1名教授、30多名副教授，专职师资队伍很快组建完成。1984年，面向本市招收了首届200多名专科生，迈开了创办温州大学的第一步。

三、创业阶段二十年：上下求索的开拓进取期

刘万伦：我于1994年12月调任温大党委书记，正值温州大学建校十周年。调到温大之初，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温州大学还停留在专科办学层次，全校只有1800多名在校生的办学规模，18个专科专业还在等待省教育厅的教学合格评估。此外，很多教学设施配套不全，办学经费经常入不敷出。而与温州大学几乎同一时期创办的深圳大学、汕头大学以及迟后两年才创办的宁波大学等，都已先后通过国家教委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先后批准了上述学校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与温州大学的差距已经很大。同样是创办十年，却在办学规模、层次上拉开了如此之大的差距，令人难以置信。究其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温州大学办学起点太低，发展跟不上社会需要。其他城市办大学，一开始就按国家正规大学的标准，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同步规划。着眼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机融合，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定位，在校址选择、办学规模、资金投入、学科建设等方面整体配套，一步到位。唯有温州大学从专科部起步，初期安排了250亩建设用地、限定招生250名、核定250名专职教师编制，被人戏称为“二百五”大学。同时，随着创办激情的退去，市政府无力追加投资，建设资金渐渐枯竭，初期建设结留的近50亩校园用地也被移作别用，教学设施没有进一步配套完善，连体育活动都要到校外借用场地。市财政拨付的办学经费虽然从创办初期的200多万元缓慢增加到1994年的500多万元，但仍无法满足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学科建设及办学规模被限定在专科院校，因而被严格控制，专科教育发展缓慢，甚至连试办一个本科层次的专业都不被批准。

而此时恰恰是温州城市的快速发展期。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产品更新换代的迫切需求，对人才培养、科技开发、社会服务不断提出新要求。可当下的温州大学既不能培养“高、精、尖、缺”技术、技能人才，也不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应用推广的功能，缺乏地校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十年间，一方面社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温大限速爬行，学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可想而知，更何况“先办专科”的低起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是高等学校的生命之源，一所大学若能适应社会需要就可以迅速发展壮大，否则会很快衰退甚至难以生存。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温州大学在人们心目中渐渐失位，连市政府一些领导也经常质疑：中小城市自己办大学有没有必要？投资办大学值不值得？

二是不能融入“温州模式”，缺乏发展活力。温州模式的本质特征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实现民享。这种民本型的区域发展模式，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在温州，各方面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用和发挥民间资本充裕、民营体制灵活、社会需求旺盛的优势。唯独温州大学在政府公办的传统模式下，自始至终依赖政府投入及公益性投资，受制于公办高校的政策，缺乏发展的活力。面对温州大学发展的步履艰难，肩负温州大学初心使命的市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也不会轻言放弃。温大人也不消极、不抱怨、不等待、有担当，默默付出，负重前行。

1995年，温州大学制定了《关于改革与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由于政府投入、政策管制、办学环境等不为自身决定的因素限制，学校只能按常规发展的思路，在现实基础上谋求循序渐进的积累式发展，以实现“升本、保牌”的阶段目标。计划先用三年时间完成现有专科专业的教学合格评估，五年内升办本科专业，十年内建成综合性本科大学，保住“温州大学”这块牌子。

按照规划，温州大学最快也要到2010年才能创办成功，而且规划实施的确定性还很小。就资金投入来说，市政府至少得追加10亿元投资，办学经费还需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而成倍增加，作为当时本级财政可用资金仅4亿多元的市政府，根本就无力承担。什么时候办本科，那更不是学校能说了算的。

1995年12月，刘万伦（前排左三）主持召开

温州大学第三届教代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走出当下的困境才是最现实的问题。为此，温大首先积极争取市政府纾困解难，追加270万元办学经费，使温州大学年度办学经费从500多万元增加到800多万元。为解决温大教师住房紧缺问题，市政府又以联建优惠价供应140多套“高知房”。同时还把48亩校园建设截留用地重新划归温州大学，用于配套体育场地建设。

温州大学也深知市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因此始终坚持不依赖、不等靠，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提高办学效益，增强内生活力，走自强自立的常规发展之路。

一是积极争取计划外扩招捐资助教生。从1995年秋开始，连续4年扩招200名生源，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扩大办学规模，以高于公办的标准收取学费，为学校自筹办学经费800多万元。

二是与名校联合办学。积极争取与国家支持“在校外技校、民办教育机构设立教学点”的名校，如与北方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开展联合办学，既促进温大与这些名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互利，又拓展了人才培养渠道，让学生有机会享受跨校、跨学科的双学历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生源的竞争力。

三是与山东大学联办成人教育学院。借助名校资源和办学优势，导入成人学历教育机制，扩大办学的社会效益，增加学校的教学收入。通过以上各种联合办学形式，大大提高了学校办学效益。1995～1998年，温大共筹集2000多万元办学资金，维持了学校的常规办学。

四是积极开展学校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尝试。鼓励各系发挥专业优势，与相关企业和单位建立横向联系，帮助企业提高员工及管理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为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常规办学、缓慢累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对于急切追求快速发展、升本保牌的温州大学来说，没有战略性的跨越式发展，很难实现特定阶段的目标任务。市委、市政府也很重视温大战略办学、战略发展的探索。1996年，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学校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战略性突破。

一是整合温州高教资源，使温医、温师院、原温大三所高校合并，争取一步到位，把温大办成综合性本科大学。1996年，市政府开始重视这个提议，市长钱兴中多次亲自到三所高校考察，进行可行性调查，还带领三所高校的领导，登上学院路温大教学主楼顶层，俯瞰三校校园，现场讨论学院路校址拓展的可能性。随着可行性研究的深入，并校思路逐步调整完善，形成了后来的两校合并方案，并伺机而行。

二是置换学院路校产，易地重建。既能解决原学院路校址建设用地无法满足发展需要的问题，又可通过置换校产，获取学院路地段与城郊数倍的地段价差，筹措建设资金，扩大校园发展空间。市政府支持这一要求，1997年开始，选择了多个迁址比较方案，最后确定了在茶山建立高教园区。

三是发挥温州教育需求和教育消费旺盛、民间资本充裕、教育投资积极性高涨的区域优势，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办学，导入民办教育的灵活机制，增强发展活力。

总之，1996～1999年，为了温大“升本、保牌”，市政府和温大人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开拓进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为实施改制改建、易地迁建、并校兴业三项战略举措做了必要的前期准备。

四、创业阶段二十年：峰回路转的改制改建期

刘万伦：1995年11月，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来温州考察，对温州民办教育及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就全国教育改革的形势和发展前景发表演讲，对温州的教育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周远清相继考察了温州三所高校，温大和市政府领导抓住这个良机，向他就温大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创新思路作了专题汇报，希望能够争取国家教委的重视和支持。周远清司长根据在温州调研的心得体会，认为温州大学有条件发挥温州优势，可以试行民办体制改革，以加快发展步伐，并指示市委、市政府拟订方案报送教育部。由于当时大多数市、校领导对公办高校进行民办改制缺乏思想准备，心存疑虑，因此没有立即把原温大的改制工作提上市委、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1995年11月29日，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视察温州大学

周远清司长视察期间的会议讨论（右三为刘万伦）

周远清司长回去后，一直非常重视和关心温州大学的改制工作。在时隔近五个月仍未得到温州市政府回应的情况下，1997年4月，他直接通知温州大学的领导，要我们去北京汇报相关情况。周远清此时已履新副主任，他亲自听取了汇报，并针对改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思想顾虑，表明了国家教委的支持态度。

周远清副主任清晰的表态，实际上为温州大学勾画出了改制的轮廓：校名还是温州大学，属性是地方综合性大学，办学层次为民办本科，学科（专业）按正规本科大学的建构设置，尝试由社会力量办学，适当保持部分政府办学主体的特性，原有的专职教师队伍仍保留公办性质不变，对新增人员实行民办聘任制。

周远清副主任的指示，首先向温州大学党委会传达，我们随即展开热烈讨论，以求形成共识后一并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温大党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民办改制的利弊进行认真分析。大多数人认为：改制风险不可低估，必须持慎重态度。因为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确支持民办高校发展，但能够快速发展的先例不多，当时知名度较高的杭州树人学院，陕西黄河科技学院等，都还没有上本科层次。相比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也没有特别的优惠政策，而公办高校的国家属性和公益性无疑具有很大竞争优势，丢掉公办优势，学校的竞争力会大大削弱，生源和师资力量组织会更加困难。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的政策，会随着高教形势的发展而改变，存在变数多、确定性小、难以把握等风险。我们把周远清副主任的指示及温大党委讨论的意见如实反映给市委、市政府领导，期待他们的慎重决策。

当年7月，周远清副主任再次专程来温，直接听取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意见，共商温州大学改制和发展问题。市委书记张友余、副市长陈莲莲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及温大党委成员展开激烈讨论，但没有达成共识，市领导一时也下不了决心。

时隔一年后，1999年4月，市委、市政府确定结合校产置换、易地迁建，启动温州大学的改制改建工作。在新任市委书记蒋巨峰实地调研、省教育厅领导视察温大后，政府决定引入市场机制，对温州大学进行改革、改制、迁址和改建。浙江省政府批准温大改制后按照遵循教育规律、引入产业机制、借鉴温州模式、接轨国际惯例的方针，实行市场化运作。

改制改建工作由市委、市政府以筹建新温州大学的方式展开。当年4月，新温州大学筹建小组成立，市委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薛振安任组长。5月，成立了温州教育产业集团公司，作为新温大的业主，负责温大投资、经营和管理。办学体制实行股份制：政府占40%，其他60%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办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长由政府提名、董事会选举产生，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受聘担任校长，二级学院的董事长则按照章程选举产生。

新温大下设14个二级学院，由企业投资兴办，享有办学和经营自主权。要求参加投资二级学院的企业很多，当年就兴办了5个二级学院，增加招生620名。随着办学规模的大幅扩大，学校加大了教师聘任的力度，聘请了两名博士生导师担任二级学院院长。教授从1人增加到20多人，师资力量得到切实加强。同时，市政府同意高校迁建茶山共同建设高教园区，以校产置换获取地段价差和政府追加投资的方式筹措新校园建设资金，同时还配套完善教学设施，改善办学条件。通过改革改制和迁址改建双管齐下，温州大学很快达到了本科大学建设的基本条件。

学校改制改建期间，我被连续两次抽调到省委和市委“三讲教育”巡视组工作，没有参加新温大的筹建，对改制改建的过程了解不多。但凭我的观察和感觉，总体上还是周远清副主任的思路和框架，市委、市政府把几年来预定的易地迁建和社会力量办学二者有机结合，落到实处，使改制改建从整体上收到更好的成效，但结果还是差强人意。尽管因民办体制的某些劣势和弊端而遭到一些质疑，但对温州大学完成创业阶段的特定任务，确实起到了战略性突破的作用，使温州大学挣脱了“先办专科”政策近15年的束缚，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走出困境，实现了“升本、保牌”，也实现了创办温州大学的阶段目标。

温州大学从创建到改制完成的二十年，是不改初心顽强坚守的二十年，是承前启后持续奋进的二十年，是上下求索开拓进取的二十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抹掉事物发展的本源，标新立异，把发展中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项战略性突破独立标榜，甚至称为“创建新温州大学”，这是很不妥当的，会使人忘掉初心使命，迷失砥砺前行的目标方向！

五、创业阶段二十年：风生水起的并校兴业期

刘万伦：高校合并几乎是每个沿海开放城市办大学的共同路径，1996年，宁波大学实行三校合并；1994年，深圳大学合并了原深圳师专，成立师范学院；1983年，汕头大学合并汕头医专设立医学院等都是如此。温大、温师院两校合并，是市政府自1996年就开始酝酿的温大发展战略性措施之一。人们多年翘首以盼，终于在2004年温州大学改制改建结束后，推出了两校合并方案。正如人们所料，两校合并有效地整合了温州的高教资源，使温州大学的规模、层次、功能得到了全面提升。

温州大学在两校合并后，还经历了一个继续完成建章立制、融合、交替的阶段，基本完成了创业阶段的任务，并很快进入以内涵建设、优势培育为主要任务的兴业阶段。在省、市政府全力支持下，学校治理体系、学科建设、体制创新、地校融合诸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办学理念、育人模式、科教融合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功能也有质的提高，令人感受到温大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合并后的温州大学，已经初步形成适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大学形态。

温州大学的初心使命就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初心使命最忠实的坚守就是坚持社会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把办学理念、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的水平、起点、层次，始终定位在社会需要上，不断提高学校融入社会、服务社会、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实现初心使命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把适应社会需要作为办大学的持久目标，同时将赋予时代发展的新内涵，作为大学发展的成就和荣耀来追求，始终如一、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

温州大学的初心使命还提醒人们只要社会在发展，社会需求在变化，温州大学就永远没有发展的终点。要坚持常绿常新的开拓创新、转型提质和主动适应的自我完善，温州大学的发展始终在路上！

六、情系温大，退休感悟

采访者：您是如何看待民办转制的？或者说您是怎么看民办高校将来的发展前景的？

刘万伦：我总觉得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教育投资是不合适的，尤其是用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去办高等教育，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和学校的公益性是水火不容的。我们向周远清争取的机制不是民办机制，把话讲土一点，就是希望上面给温州大学放宽一点政策，给我们一点活力。那时，因为民办的一些政策对我们公办有利，能增强我们活力，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点，才有了联合办学，但完全走社会资本办高等教育这条路我是不赞同的。

采访者：温州大学在您接手的时候，只是一个打着大学名头的专科院校，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所拥有硕士、博士点的综合性大学。请您谈一谈在治校上的感想与感悟，以及未来对于温州大学发展的建议。

刘万伦：感悟有几条。第一，办好高等教育确实是很有必要的，要想国家兴、产业兴必须教育兴。高等教育非常重要，这是国家和人民的真正需求，一个社会要进步，一个地方的产业要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要提升，如果没有高等教育去吸引人才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温大创建时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想当然或者太天真，是群众自己知道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一开始，温州的小微企业像服装、鞋帽还有其他产品，到了国外就只能摆地摊。1991年，出口国外的温州产品，真正能够进入超市的很少，都是到码头弄个篮子摆边上卖。从过去的乡镇企业转到后来个体私营企业，从前店后厂变成工业园，从原来出口的地摊货到现在的品牌产品，这就是知识和技术不断增加的过程，所以温州对人才的需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突出，这恰恰需要大学去培养人才。

第二，办高校难。创办难，维持教育活动也难，发展就更难。虽然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但在我工作期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改革。因为高教政策对温大的限制，像学校办学的模式、专业的设置、专业的评估、招生制度、收费标准等限制得比较严格，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发展瓶颈，很难把学校搞活。

第三，不管办学校难不难，都不能忘记初心。温大创办的初心，就是为温州人民服务，按照温州的需要去办大事，满足社会需求，这一条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不要以任何理由扭曲温大是温州改革开放之后创办的事实，不要忘记改革开放背景下创办温大的初心。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忘掉初心，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发展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这是我最深的感悟。

对温州大学未来发展的建议其实就是第三条感悟，也就是不要忘记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学校的初心，要尽力提高我们对地方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具体做法很难说，因为社会在变化，但是有了初心，才会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有的地方要绕着走，有的地方要直着走。不管怎样，就是从温州的实际出发，把温大办好。现在温大的情况肯定比原来要好很多，基础条件、师资力量、配备的干部也不一样，学历都是很高的。但肯定还有困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要有更多的人一届接着一届地去办实事。因此，我们仍然要按照时代发展的需要继续前进，专业的设计要不断调整，科研课题、科研重点也要不断涌现，出新成果。我们不要争那些虚名，而应该用人才、作品、科技成果等来证明自己。我始终强调要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办实事，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温州大学实力在慢慢提升，档次在慢慢提高。

来源：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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