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积细流，终成江海｜马汉臣口述

大哉师道天下尊，承往哲兮启后人。东海水，雁荡山，我温大精神，浩浩荡荡。2023年4月，在温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由温州大学档案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温州大学办学九十周年口述史录》一书出版，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采访了27位见证温大发展的领导、教师与校友代表，回眸一件件温大历史上与时俱进、跨越发展的重要事件，回首一代代温大人栉风沐雨、接力奋斗的宏伟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说：“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沧桑岁月。此书献给为温大付出艰辛汗水与始终关心温大发展的人们，以期新一代温大人能够牢记育人办学之初心，回首筚路蓝缕之苦功，高擎浙南教育之旗帜，肩负继往开来之重任，推动温大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久积细流，终成江海

——马汉臣口述

口述者简介

马汉臣，1932年生，浙江缙云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工作，担任中学语文教师。1985年，调入温州大学文秘教研室任教，1992年退休。

一、冥冥之志

采访者：马老，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介绍一下个人与家庭情况。

马汉臣：你好，我是浙江丽水缙云人。我的父亲名品根，字如麟，是解放前的小知识分子，毕业于永康初中。他在初中毕业后，去了杭州一所中专性质的蚕桑学校读书，毕业后就在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蚕。后来，还是对生活和学历不太满意，所以又去了杭州一所测量学校读书。20世纪30年代初，从测量学校毕业后，他跟着一个测量小队到处奔波，在温州乐清、永嘉、平阳工作了十多年，主要是测量土地面积和房屋地基。我记得他回乡时，戴着一个写有测量队标志的徽章。抗战开始后，他前往福建做测量，主要在沙县、顺昌等地。40年代初，抗战形势日益紧张，父亲和同事逃回缙云老家，回来以后，他长期在家附近的小学教书。在缙云，教育很受老百姓重视。我所在地方的村庄规模不大，一般只有几十户人家，但都会请私塾老师，教学时间为期一年，没有统一教材，多是要求自己拿一本书诵读，一般是《三字经》这类启蒙读物，有的甚至是手抄本，每个人读的书都不一样，不作统一规定。我尚未到上学年纪，但因为这私塾在我家房子中堂，所以我能够去听一听、看一看。

采访者：1949年解放前夕，您进入丽水处州师范学习。请您和我们说说在处州师范的学习和生活，尤其是在校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巨大变化。

马汉臣：初中毕业后，我去考处州师范，这所学校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建立的。抗战期间，浙江省政府从杭州迁到丽水云和，后来的处州师范校舍就是省政府内迁云和时的旧址。国民党统治时期，全省共11个地区，每一个地区有一所省立中学，像温州是省立第十中学，就是现在的温州一中，丽水处州中学是省立第十一中学。但是师范学校没有这种规定。读书前我打听过，说是处州师范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交钱，人去了就行。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跟几个同学商量后就打算报考处州师范。缙云的公路因战争破坏，不通汽车，我家里到丽水有120里，丽水到云和120里，我们同学几个都是走着去报考、上学，穿着草鞋，肩上一根小扁担，挑着行李和一袋米、一袋菜干。三个人一路走去，头一天走到丽水已是傍晚，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三天。因为其中一位同班同学的父亲给国民党干过事情，有些地位，消息比较灵通，他知道正巧过两天就是处州中学招生考试，便动员我们三个人先去报考处州中学。当时各学校入学考试时间不统一，处州中学早一点。我们就先去投考处州中学，考了以后，三个人又挑着行李，像唐僧取经一样再跑到云和去报考处州师范。后来我考上了处州师范，前往云和就读。1949年，我到了处州师范，从2月到4月，差不多读了两个月，学校同志说，解放军要过来了，已经过江了。4月下旬，学校通知暂时停课，让我们先回家，等待通知，大件行李留在学校保管，小件随身带走。回家路上，我们途经一个叫局村的地方，距离云和十七八里路。在局村，我们换乘小船走水路到碧湖镇。在碧湖停船时，有些国民党士兵就跑到了我们的船上。一开始大家都在船上，也能够好好交流。后来我们下船休息时，他们说要征用船只渡兵，不考虑我们，那么我们也没办法了，只能上岸。当天，我们就在碧湖的同学家里过了一晚，第二天就解放了。后来，我们自己走到丽水，第二天回到缙云。

解放后，处州师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好在10月1日前后，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当时我们不放心，就跑到丽水去看真假。学校让我们赶快回去上学，但是我们先回了一趟家再去学校。因为解放了，处州师范第一次出现这样热烈的氛围。大家一起唱歌，第一首歌唱了《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一个呀嗨……”还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歌曲，我们很快就学会了。除此之外，我们经常去山区搞宣传工作，去大街上扭秧歌，不管男的女的都去。

采访者：您对学校“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其他印象吗？

马汉臣：解放前，云和人心惶惶，一些高年级同学莫名其妙消失，据说他们是去找游击队的同志汇合了。看着学生一天比一天少，学校也慌了，有一次，叫了国民党十一师师长给我们训话。他威胁地讲，虽然东北那边已经解放了，但是长江沿岸还有100多万国民党军队，他们一过来，我们往后一退，哪里还有游击队立足之地，叫我们不要跑去找游击队，不要受他们影响。但是解放以后，我们回到学校，面目焕然一新。特别是开大会的时候，十分热闹，大家一定要拉唱革命歌曲，开会前一二十分钟专门用来相互拉歌。我是普师春季一年级的，当时还有一个简师春季四年级，互相拉歌：“普春一，来一个！”“简春四，来一个！”热闹得要命，每次开会都这样，气氛非常活跃。

采访者：毕业后，您在1951年11月进入丽水地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担任教员。请讲述干校的学员和老师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学校主要教授哪些方面的课程以及您在丽水干校的工作经历。

马汉臣：我们还没毕业时，丽水干校的负责人沈文中到学校里挑人，把我抽去当教员，我还没有毕业就去工作了。

1952年，浙江省地区建置调整，撤销丽水、绍兴、严州、衢州、湖州、台州6个地区建置，保留嘉兴、杭州、宁波、金华、温州5个地区。丽水有六个县并到温州，三个县并到金华。因为大多数并到温州，所以丽水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就并到温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温州干校的校址在龙泉巷，到温州工作的第二年，因为要造校舍，我们搬到头陀寺办学一年。

采访者：请您介绍一下温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基本情况。

马汉臣：温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叫李东明，也是永嘉当地干部，妻子金竹湘是学校的语文老师。作为学校领导，他亲自到码头来迎接我们，后来，他们两个都被调走了。温州干校的教员大部分都是温州当地人，小部分来自丽水。从丽水过来了三个人，分别是我、我的妻子和数学老师宋德岩。在干校里，我印象深刻的人是陈桂方老师，乐清人，一表人才，开创了速成识字法。因为这些干部学员记不住内容，加上年纪大了不容易掌握知识，比如有一个学员曾是粟裕将军的警卫员，四五十岁的年纪，他学文化课程的时候，就是学不进去，他也很着急难过，责怪自己，害怕辜负领导的器重。这样的学生数量相当多，比较年轻的一批学员也有二十五六岁，而我们这些教员也就20岁上下的年纪。学员在部队或地方政府里有一定的工作职务，但他们党支部开会的时候，讲话都比较小声，非常尊重我们。开始的时候，学员都是区长、区委书记级别，后来也有其他干部，面向范围更广了。

学校里有两个班，一个是成人高级班，教授小学文化知识，另一个是扫盲班。我教的是成人高级班的语文，学员一般是脱产学习两三个月或是一两年，吃住都在学校。那时候，教学时间非常紧凑，暑假都没有休息，周末也都在上课。一直到1957年我离开学校之前，都没有招过社会学员，全是干部前来进修。这些干部的革命经历丰富，但文化水平较低，他们是国家的人才，这批人学好之后，一般是回到原单位工作，比如医院的党委书记、工厂的厂长等。我因为到上海读书、工作，很少与他们联系，我的爱人一直留在温州，对这批学员比较熟悉。

采访者：1957年9月，您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能谈一谈为何选择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吗？

马汉臣：一方面，因为我在处州师范学到的知识比较有限。比如，1954年，学校派我和教务主任郑中肯到杭州干校交流学习。这里的老师给我们介绍情况，有些内容我们都听不懂，比如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说这些干部学员有个特点，逻辑思维比较差，形象思维比较强。我一听什么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就更听不懂了，后来又讲到语法，我们这几个语文老师也都不懂。当时，有一个台州干校的老教师，在台州当地属于“活字典”，我们就会向他请教语法知识，所以出去交流以后，感觉自身的文化知识还需要提高。另一方面，学校在上一年已有两位老师去考大学，是我们的同事，一位叫徐定水，去考了历史，还有一位是周建寰，去考了数学。因此，我也想考一考。再加上干校的任务在那时也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考试。

采访者：请您给我们说一说当时的高考入学制度和备考过程。

马汉臣：全国统一高考，我去考试的那一年特别严格、题目特别难。原因是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1956年的留苏预备生没法出国，被安排在大学，所以招生名额减少，录取难度就增加了很多。跟我同班的人，有1/3是从外语学院转过来的，他们原本要去苏联留学。在考试内容方面，我考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4门，不考数学和外语。由于历史、地理我也曾经教过，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决定考试的上半年，我就一边备课，一边教课，一边准备高考。虽然考取复旦大学的难度很大，但是我想着复旦比较好，就把它填为第一志愿，我的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

采访者：请为我们讲述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的校园生活。

马汉臣：复旦大学在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中受益很大，很多教授、好老师都被调去了复旦。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全国一流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陈望道是复旦大学校长，是修辞学的第一块牌子；刘大杰的文学史研究很受毛主席赞赏，一般人看起来蛮枯燥的内容，他能讲得很顺畅；语言学领域的张世禄老师，是全国的知名教授。

我在复旦读书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虽然受到了影响，但是照样上课。我们中文系，大一、大二上基础课，大三之后就分流了，文学归文学，语言归语言。我选择了语言方向，因为1954年在干校的时候，学校曾派我到杭州专门学习普通话，学了一个暑假，当时正值推广汉语拼音，我就去学拼音，结合学普通话，这次学习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拼音字母构成音节，音节可分为声母、韵母，之后有音素化，还有前后鼻音，这些都要搞清楚，读起来才读得准。这次普通话学习，我比较努力，被评为优秀学员，还获得了奖励。所以在选方向时，选了语言方向。我的指导老师张世禄是音韵学专家，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音韵学方面的内容。

马汉臣在复旦大学的毕业论文以及导师评语

采访者：在复旦大学负笈五年毕业后，您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开启了23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当时复旦附属中学的情况，您能跟我们说说吗？对于这段中学教师经历，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与事吗？

马汉臣：当时，复旦中文系的学制是五年，我毕业那年，复旦附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孔彦英老师，突然在国庆节前中风。附中校长就到复旦中文系来挑人，我就被挑去了附中教书。除我之外，还挑了一个人叫王德宏，是复员军人。我教两个班级的语文，并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

复旦附中很厉害，前身是华东革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校里有一批严谨认真的好老师，学校管理也很严格。像我这样刚毕业就被分配教学的新老师，必须要有老教师带领。上课必须写讲稿教案，教案还得有老教师把关，作文批改要先用铅笔，要有眉批，还要有总批，不能随便来。复旦附中的学生也是来自全市中学的尖子生。

我做中学教师一共23年，其间，我长期住在学校，每天的晚自习都要去班级里看看。尽管这个没什么补贴，我也一定要去，关心学生、教育学生是教师的本分。学生如果没考好，老师就要去辅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惛惛之事

采访者：温州大学的创办离不开在上海的一批温州乡贤对家乡的支持，能说说您对温州大学创办情况的了解吗？

马汉臣：温州大学创办的时间比我进入温大工作要早，比如三元券，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没有亲眼见过。1985年，我来到温大的时候，三元券捐资已经结束了。那时温州大学在蛟翔巷，是借用的校舍，据说是国民党将领邱清泉的兄弟邱清华的宅子。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学生只能租住在附近老百姓的民房里。

采访者：您能说说1985年您从复旦附中调到原温州大学中文秘书教研室工作的经过吗？

马汉臣：我的爱人一直独自带着四个孩子在温州生活。家属都在温州，我一个人在附中工作23年，一家人长期分居两地，加上我母亲在缙云，我要经常回去看望，每个假期的奔波让我备感不便。我的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曾上山下乡，一个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另一个去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只有老大一直在温州。去黑龙江的老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从黑龙江调回温州，孩子提出，让我考虑回温州。正好温州大学在招募教师，李（文伟）副校长也一直和我联系，所以决定回到温州工作。

我在上海求学、生活和工作了28年，在复旦附中工作的23年吃住都是在学生宿舍。我是管学生最多的，常常是学生睡觉后我才能去休息，早晨还要和学生一起早起跑步锻炼。因为家庭团聚原因提出工作调动，复旦附中没有拒绝。

复旦附中同意我离开，但有一个条件，要求我把毕业班带到高考结束。那时我正在教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还兼任一个班级的副班主任，要等送走毕业班后才能回温州。复旦附中的教务主任卢元是我的缙云老乡，他拿了苏步青的一封介绍信，来找温州大学领导商量。苏步青既是复旦大学校长，又是温州大学的名誉校长。温大方面同意我暂缓到温州报到，于是把我的档案先转过来，让我留在复旦附中再教半年。

当时整个温大一共只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文秘专业，一个是工民建专业。中文秘书系的教研室都是新组建的，文秘代班主任是何军老师，工民建专业则由朱启光老师负责。

采访者：创办之初，原温州大学以位于温州市区蛟翔巷的原温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校区作为办学基地。对于办学初期的艰苦条件，您还有哪些印象，能否和我们举例谈谈？

马汉臣：该校区占地仅40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仅4500平方米。1984年和1985年招收280名学生，需要租用校外17处共25间民房作为学生宿舍，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温州大学的发展需要。老师都挤在一起办公，学生分散住在民房里，学校管理存在困难。第二年就开始建造新校舍，条件慢慢地改善了不少。但有些方面还是比较简陋的，比如我当时除了给学生上课，还要负责他们的实习，实习单位分散在温州各地，有的在企业，有的在档案馆，还有的在机关单位，因为我不会骑车，这些地方都得走着去。作为老师，我必须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

原温州大学在蛟翔巷的校门

采访者：作为文秘专业教师，对于温州大学第一届中文秘书班的招生情况您了解多少？

马汉臣：首届文秘班一共招了40多个学生，都是通过高考上来的应届生，当时温大的分数线大概是400多分。虽然是专科性质的专业，但是第一届生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他们的分数在上海和北京，考上本科绝对没问题，说不定还能进到更好一点的大学，生源不差。

采访者：来到温州大学工作后，您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马汉臣：我主要教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我在复旦大学主要学的是音韵学，到温大之后我没有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当时温大的办学宗旨是以培养实用性人才为主，要为改革开放服务，培养的文秘人员至少能够在机关里管理档案、起草文件，或者给首长起草报告、撰写总结。后来我向校领导提出引进文秘专业相关的教师人才，学校决定招聘引进一位上海松江二中的语文老师———翁宗山。为此，领导让我去上海跑一趟，后来我圆满完成任务。再后来，我提出让学生多参加实习，以写实习总结代替毕业论文。从我的第一届学生开始，文秘专业学生多在温州市档案馆实习。张汝潮也是在我的推荐下被温大引进的，后来成为文秘专业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学校还从浙江师范大学调来了教古代文学的彭参，也有一些从其他学校分配过来的老师，比如王丹军，是1985级的班主任，没过多久就辞职去做房地产生意了。那时中文秘书系大概就五六个老师，除了彭参，还有陈志成，他们做社会调查、写论文，黄云暄负责温大的档案馆管理。

原温州大学首届新生开学典礼

采访者：当年文秘专业学生毕业以后，主要有哪些就业去向？

马汉臣：当时有两个毕业生留校工作，有一个做到退休，还有一个中途转去其他单位，其他毕业生有的去了乐清、瑞安等各个县区的政府机关，组织部里也有一些。因为太久没联系了，很多人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采访者：1989年，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决定实行校、系两级管理的内部管理体制。您能和我们说说这次校系改革的情况吗？

马汉臣：当时中文秘书教研室更名行政管理系，教师人员都没变，只是改了院系名称，因为考虑到中文秘书的范围太小，就改成了面向更广的管理系。

采访者：在原温州大学工作期间，您个人在学术上面有哪研究成果？

马汉臣：我一辈子当老师，主要任务就是把课上好，没怎么考虑科研方面，只是参与了一些自编教材的编写，比如中文秘书专业课程中的古文部分，以及编写教材的拓展资料。当时中文秘书专业除了文学还有逻辑、管理、档案等课程，这些都由其他老师担任，我接触不深。

马汉臣编写的《古代汉语》备课笔记与讲稿

三、昭昭之明

采访者：1986年9月，学校从蛟翔巷迁至学院路新校区。对于校区搬迁和办学条件的改善，您有哪些深刻体会？

马汉臣：1985年，温州大学开始建设新校舍，地址已经选定，只是还未开工。开工时举行了奠基仪式，先建教学楼。新校区建好以后，我们先去新校区上课，第一年没有学校宿舍，学生还是住民房和自己家里，我的同事也没有马上搬进职工宿舍，因为住宿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我住在爱人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她当时在温州针织厂工作，厂里给了她一间房子先住着，房子位于坦前，到温州工作后我一直住在那里。

1986年，我们搬入新教学楼授课。关于侨乡侨胞支援建设温州大学这里我可以补充一点。大概在1989年，我担任行政管理系的负责人，校领导安排我春节值班。在办公室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台胞何朝育先生、黄美英女士的代表，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电话内容是，他们要捐造一座图书馆送给温州大学，要求图书馆质量一定要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且时间要快，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要多少钱，你们提。我接到这个好消息就跟校领导联系了，校领导了解情况之后，魏萼清校长、李文伟（副）校长和徐正惠（副）校长做了讨论。后来我知道学校提了400万元的要求，对方说“恐怕不够，再给你50万元”，一共是450万元，不久就动工开建。育英图书馆是学校建设耗资最多的项目，外观也很漂亮。

原温州大学学院路校区

采访者：侨胞捐资建楼过程中，您还受学校托付去拜请书法名家题写楼名。请您和我们详细说说林昌横教学楼楼名书写的故事。

马汉臣：1987年8月，温州大学由爱国华侨林昌横先生捐资建造的大楼即将落成，校领导让我赴沪面请温大名誉校长苏步青为这幢大楼题字。到沪当天，我拜见了苏老，并转述校领导请他为大楼题字的请求。苏老很谦虚，说：“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字上不了大雅之堂。你们应该请杭州的沙孟海老先生写，沙老是全国一流的大书法家，应该请他写。”

次日，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请示温大领导，电话是由李文伟校长接的。我将苏老的话如实地说了一遍，李校长提示我：“再去见苏老，请他给沙孟海老先生写封信，你持苏老写的信，去杭州找沙孟海老先生，他一定会写的。”

温州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致沙孟海函

第二次拜见苏老时，我转述了温大校领导的意思，苏老当即将信写好交给我。到了杭州，我又遇到新的难题，不知道沙老的住址，到哪儿去找他呢？我想起了一位缙云老乡，名叫李震坚，是浙江美术学院的教授。所谓书画不分家，他们一定有来往、有交情，找到他或许就可以找到沙老。经过一番周折，从李教授那儿得到了沙老的住址。当日下午一时许，来到了沙老的寓所，出来接我的是沙老的儿媳妇。她告诉我，沙老正在午休，不便惊醒他，让我两小时后再去。第二次进寓所时，终于见到了沙老。我说明了来意并将苏老的信呈交。沙老看了信后，连说：“我写，我写，苏老是著名数学家，是数学界的泰斗，还是一位诗人，我敬仰他。这字我一定写，但不能今天就写，过几天我写妥后邮寄给你。”

我留下地址，告别沙老，回温的一周后，接到了沙老于8月24日寄来的挂号信。我将沙老写的“林昌横教学楼”六字墨宝交给校领导，信封一直由我珍藏。前两年，我将沙老手书的信封捐给了学校校史馆保存。

沙孟海致函马汉臣的信封

采访者：苏步青老先生是原温州大学创办和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从倡导建校到扶持起步，苏老一直十分牵挂学校的发展情况，多次向温州大学来信、赠联、赋诗，并且亲自来温州考察学校办学情况。请您和我们详细说说苏老关心支持温州大学办学的故事。

马汉臣：我知道在温州大学创办以后，苏老曾经两次到温州，给温大一些同学、老师做报告，第一次时间比较长。他还给1984级的毕业生写了一段话，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这段话在档案馆里有，专门写了文字版。除此之外，他当时提出在30年后温州大学要办成全国一流大学，我们学院老师很兴奋，都说好，要继续努力。我私下和苏先生没有交流，除了那次去找沙孟海先生题字。

采访者：1992年，您正式从温州大学退休。退休以后，您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我们经常能在学校和各类社会活动上看到您的妙笔丹青。请介绍一下您的退休生活。

马汉臣：我退休以后继续打工，最初两年还在温州鹿城的成人教育学校教课，教古代汉语。1995年，到新世纪学校工作，这是一所在温州郊区的私立学校。我担任教务主任，在学校期间主要负责管理、课程安排和学籍管理。由于学校是新建的，事情比较繁杂，我在新世纪工作了几年，2004年离职。之后的前几年里，我到处旅游。直到80岁，开始和我爱人一起到老年大学学习国画和书法。第一年学画画，第二年学书法，书法由一位来自湖南的老师授课，先写草书，后来学习金文。我以前没有经过正规的书画训练，但是写写字帖、随便练练是有的，再加上我接触过古文字、古音韵，因此对金文、小篆这些学得比较快。

马汉臣书画作品

采访者：作为原温州大学的建校元老，您见证了温州大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过程。请问您如何回顾总结自己在温州大学的教学工作生涯？对此有何体会感想？

马汉臣：我有一点遗憾就是对科研这方面不够重视，当时温州大学主要走实用路线，我只需要做好教学工作和带领学生实习就可以了。所以科研这方面我没好好地花功夫，也没有好好地去写一些论文，也没考虑评职称这些事情。我在复旦附中也没有评职称，那时我们对职称评审的意识不强，后来，到了温大想要去评职称，已经过了年龄。

采访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您对新温州大学的后辈师生有哪些期望寄语？

马汉臣：第一，温州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中起步发展，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第二，随着时间推移，温州大学的办学层次也要持续提高，包括老师和学生各方面，要抓紧工作和学习。

来源：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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