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师道天下尊，承往哲兮启后人。东海水，雁荡山，我温大精神，浩浩荡荡。2023年4月，在温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由温州大学档案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温州大学办学九十周年口述史录》一书出版，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采访了27位见证温大发展的领导、教师与校友代表，回眸一件件温大历史上与时俱进、跨越发展的重要事件，回首一代代温大人栉风沐雨、接力奋斗的宏伟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说：“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沧桑岁月。此书献给为温大付出艰辛汗水与始终关心温大发展的人们，以期新一代温大人能够牢记育人办学之初心，回首筚路蓝缕之苦功，高擎浙南教育之旗帜，肩负继往开来之重任，推动温大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即日起，温大官微将陆续刊登口述史内容，敬请关注。
口述者简介
马大康，1947年生，浙江省温州人，二级教授。1981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温州师范学院任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历任《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温州师范学院院长、温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并任人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和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出版学术著作9部，在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曾5次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奖，其中，获得3次一等奖。曾获曾宪梓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 支边前后，成长蜕变
采访者：马院长您好，首先请简单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包括出生日期、出生地、工作经历等。
马大康：我的出生日期是跨年度的，阴历是1946年12月，阳历是1947年1月。我生在杭州，正是抗战胜利不久，也是我父亲最艰难的时候。抗战时期，《浙江日报》编辑部在丽水龙泉成为一个抗日根据地，浙江的部分大学生也在那里。我父亲所编的《浙江日报》副刊，成为进步青年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抗战胜利后，编辑部迁回杭州，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我父亲就被解聘了，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是我父亲最艰难的时候。之后，父亲回到温州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又调到杭州去。解放后，父亲一直在当教师，我母亲也是，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又有长辈，家庭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毕竟有稳定收入，我们小时候还算没怎么吃过苦。
我在1965年底支边新疆伊犁，一去就是整整10年。去新疆前，兵团说是来招收干部的，但很长时间内我一直在劳动锻炼。一年后，我被分配到一个新团场，但还是继续劳动。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新疆边境也发生了武装冲突，团场成立了民兵营。我去民兵连当过文书，后被抽调到营部当干事。不久又调学校当了语文老师。记得读小学时，我最怕的是写作文。面对老师的命题，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有什么可写。特别是当老师踱到我身后时，那就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作文几乎没有一次不迟交。直到父亲为我买了一大摞散文集，写作能力才突然提高了。但是，我喜欢的还是数理化，一心想当科学家，而不是舞文弄墨。去新疆后，几乎没有施展数理化才能的机会，相反，写文章、发言，倒有了点小名气。调学校后就让我当语文老师了，我不得不自学大学中文课程。父亲有许多藏书，中外名著不少，小时候我只知走马观花地浏览，这时才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学习大学中文知识。
采访者：1975年，您调到丽水浙江林业学校任语文教师。1981年，您34岁，考取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当时您已成家，家累应当不轻，您能谈谈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考研？
马大康：当时，我在丽水浙江林校当老师，因为在新疆教语文，到林校后就继续当语文老师。有一段时间，丽水市委宣传部让我帮忙写材料，干了不久我就逃回来了，还是喜欢当老师。在林校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图书馆，自学就更加方便了。那时候广播开始教英语，我就跟着学英语，又觉得广播进度太慢，就改成自学，所以我的英语后来就成了哑巴英语，听、说能力很差。
青年时期的马大康
恢复高考以后，也开始招收研究生了。我有个好友，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后来考上浙江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决定去尝试。由于已经在中专教书，我对报考本科没有兴趣，又没学过大学理科课程，就只能报考中文，于是选择了杭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
在我们那一届，杭州大学中文系总共招了8个研究生：2个学汉语修辞，2个学汉语语法，2个学现代文学，2个学古代文论。我们学习很刻苦，一早就起来读书，一直到晚上12点。除了研究生课程，我还必须补修本科主要课程。在杭州三年，除了去书店买书，没去过任何风景区，也没有任何玩乐。
我的导师吕漠野先生，是位很严谨的老先生，每次授课都十分准时。他认为，搞现代文学研究必须有理论素养，建议我们学点理论。于是，我在选修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诗词研究、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研究、陈坚先生的戏剧研究、郑择魁先生的鲁迅研究之外，还选修了王元骧先生的美学。应该说，王先生的美学课，对我后来转向理论研究影响很大，我对美学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读研究生时，我既发表过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也发表过文艺学的，两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只是后来由于个人兴趣，才逐渐转向纯理论方面。
由于两个孩子在读书，经济极拮据，早餐我只吃一个馒头、一碗粥，连几分钱的咸菜也节省了。
二 投身文学，沉醉其中
采访者：在金辉的《马大康：从支边青年到大学教授》中，您说一直喜欢理科，“从文是不得已，想改变自己的境遇，就只好改变自己的志向”。您能具体谈谈为什么觉得当时学理工科无望，转而“从文”吗？
马大康：如果没有经过大学本科的专门训练，理工科是很难有成就的。我原来更想当科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数学还可以自学，而其他理科离开实验条件就无法学习。我虽然数理好，但毕竟只读到高中，如果没有大学的环境，没有实验条件，也就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文学不一样，只要有书就可以自学。家里藏书丰富，小时候我文学作品阅读较多，后来由于教语文，又系统自修了大学中文课程。林校有一位郑松源先生，学问深厚，和我一同教语文，也是我经常请教的老师。虽然我父亲不赞成子女搞文学，但当时学中文却是我唯一可能的选择。后来我转向纯理论研究，而且更倾向于基础理论，恐怕和原来喜欢解数学难题有些关系。数学培养了思维的严密性，文艺学和美学恰好也需要这方面的能力。
采访者：1992年，您获得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学的机会，师从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先生和杜书瀛先生。您能谈谈获得访学资格时的感受吗？这次访学之于您的意义如何呢？
马大康：访学时间虽短，但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作用。那时，研究生极其稀少，我到温师院不久就定级为讲师，一年后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评高级职称是有指标限制的，但破格提拔可以不占名额。当时，专心做科研的教师比较少，而我论文发得较多，就提出了申请，很顺利地被省高评委通过了。1992年，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招收访问学者，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谷亨杰院长、李日增副院长非常重视人才，觉得我很努力，同意我去访学，但只有一个学期。
我是想投奔钱中文先生的，结果文学研究所办公室说钱先生很忙，没时间带，只能跟杜书瀛先生学习，所以我就挂在杜先生门下，还有一位同窗是山西大学的教师。第一次跟杜先生见面时，杜先生就让我们把论文交给他，以便了解我们的具体情况。第二次见面时，杜先生就对我说，论文写得很好，不需要再指导了。所以，杜先生只是我名义上的导师，一直到离京，我才和同窗再去拜访他。钱中文先生带了三个博士生，每星期开一次课。在金元浦博士的推荐下，我主动参加了钱先生的课。他会事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去准备，课上，学生充分讨论，最后由他概括总结。这些问题或涉及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或针对学术前沿，或紧扣社会热点，4个月的学习，让我开阔了眼界。
那时，学术风气很好。在北京的王一川、陶东风、金元浦、张法等博士会定期聚在一起自发组织学术沙龙，我也参加他们的讨论。大家围绕专题深聊，然后分头写文章，再投给刊物作为笔谈专栏发表，这也让我对整个学术动态有了及时的了解。由于一心学习，在北京那段时间是我写文章和发文章最多的时候，专著也是在那时完成的。
在学报编辑部时，工作特别忙。两位同事都生病请了长假，编辑部就只剩我一个人。收稿、审稿、校对、跑印刷、邮寄发送都由我一个人包揽。当时还没有电脑打字，都是一个个铅字，有的冷僻字还需要找人去刻。我在中文系兼讲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另外开了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学校成人教育在县城设了中文班，我经常一个星期从早讲到晚，嗓子都讲哑了，咽喉炎就是那时得的。两个孩子正在读大学，我的经济压力很大，又不得不在校外兼课，像业余大学的外国文学、电大的公共语文。由于过度劳累，人都要昏过去了，可是报酬却极其微薄。即便这么忙，我也要抽空搞研究，产出不少，毕竟编辑部的工作时间可以自主安排。待到张如元老师来学报编辑部，我的工作压力才有所减轻。他精通古汉语、古典文学和文献学，承担了这方面的编辑工作。
采访者：2001年，《诗性语言研究》获批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这是温师院首次获得的两个国家级科研项目之一。您能讲讲当时项目获批的心情吗？
马大康：这个项目获批时，我已经当院长了。1993年，我被评为教授，年底，学院硬给我套上了副院长职务。老院长让我一定要去参加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这对我很有好处，开阔了眼界。每次评审都会接触成百上千份申报材料，不仅可以了解各个高校的师资情况，也能看到一些优秀教师的成果，对自己来说，是个鞭策。在一次评审会上，评委会主任、浙大老校长指着一个文科教师的材料说，这个人怎么没有科研？实际上，这位教师有不少著作。那时我以为，理工科研究需要设备，不能不申请项目要经费，而文科除了大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需要经费支持，教师的科研就是撰写著作，不花国家的钱就能出成果，岂不是更好？可是在老校长眼里，没有项目就等于没有科研。从此，我才知道文科也需要科研项目。刚好关于“诗性语言”问题，我已经写了一系列论文，正准备写一本专著，也就顺理成章地去申报了国家项目。
采访者：凭借学术成就，2002年1月18日，您与邱国珍、吴其南、田艳等四位教师被聘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学科组成员。2004年12月28日，您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能给我们讲一讲获得这些荣誉的情况与感想吗？
马大康：这个我倒是没有什么感想。当时学校教授也不是太多，还要看学术成果，如果能够多争取一些专家名额，对学校还是很有利的。当了副院长以后，几乎所有的荣誉我都放弃了，各种人才奖也没去申报，让给了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这个学科规划组成员不是什么荣誉称号。
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件事，还是人事处干部觉得我老是谦让，就让处长王向红直接找党委书记陈福生申请的，陈书记也没征求我个人意见，就在党委会上提出来，集体通过定下来，我就不好再推辞了。对于个人荣誉，我看得比较淡。
采访者：几十年来，您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性语言研究”“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问题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和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出版学术著作《生命的沉醉》《审美乌托邦》《诗性语言研究》《叛乱的眼睛》《文学时间研究》《文学活动论》《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文学行为论》等，参与编撰教材和文学鉴赏辞典多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曾5次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成果奖，其中，专著《诗性语言研究》《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文学行为论》分别获得浙江省第十四届、第十八届、第二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这突出成绩的背后浸透着汗水与艰辛，请问在科研道路上是否遇到过曲折与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例子？
马大康：做科研是很艰辛的。往往在某个问题上似乎已经有很多想法，但是真正深入以后，还会碰到很多纠结的地方，需要阅读更多的书籍，甚至会很伤脑筋。不过，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感觉特别好。就像我小时候喜欢解数学题一样，只要解决了一个难题就会很开心。我做科研不是为了奖励或者其他的荣誉，纯粹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起初，做科研的条件比较差，一家人挤在五十来平方米的住房，两个孩子读书需要地方，妻子看电视又占一个地方，我只能躲在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小阳台里读书写作。虽然条件很差，但我始终觉得做科研很有乐趣。我主要研究文艺学、美学，又着重做基础问题研究，基础理论很难出成果，需要绞尽脑汁，但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在做行政管理工作后，最纠结的还是缺少时间，休息日、假期几乎都没有，只能挤出点滴时间去读书、写作。原先，我喜欢在清晨醒来的朦胧中思考理论问题，而那时却满脑子都是学校事务，不得不考虑当天的急事。唯一的好处是当我从烦扰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开始思考学术问题时，心就沉静下来了，学术研究成为我最好的心理调节手段。
三 入职师院，引领发展
采访者：1984年，您进入温师院工作，这是被分配的还是自主择业的？温师院吸引您入职的地方有哪些？
马大康：我们当时是分配的，但是也有我自己的意愿。那时的研究生很吃香，毕竟很少，杭大中文系总共才8个研究生，1个专业有2人。但当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要在杭州工作和定居，就涉及家属调迁，此前，为调离新疆就已经费尽了精力。老母亲也要求我毕业回温州，不让我继续留在外面。温师院李方华书记知道我快毕业了，亲自跑到杭大来找我，邀请我到温师院来。我答应后，温师院就直接跟杭大联系，把我分配过去了。
采访者：能否结合您自身经历，谈谈您入职时温师院的发展状况？
马大康：我来这不久，温师院就从专科正式升格为本科，学校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我自己也喜欢在大学里当老师，可以搞专业研究，并能促使我不断地努力学习。刚到温师院时，我被安排在中文系教书。一年后，学报编辑部主任袁泽仁调任中文系主任，学校就调我去当编辑部副主任，兼在中文系教学。适应教学后，我加倍努力，很快就破格评上了副教授。研究生阶段对人生发展还是很有帮助的，这段时间的训练让我学会了做研究的路径。
采访者：当时温师院中文系情况是怎样的？您主要教授哪些课程？
马大康：我入职后，一开始教的是现代文学，然后增加了美学，还有文艺心理学，大学语文是大家都要教的。我虽然只在中文系待了一年多，就到学报编辑部去了，但课还是照样上，也参加中文系的活动。中文系有一个传统，就是氛围比较好，相对来说对教师也比较宽松。
采访者：1993年，您成为温师院最年轻的教授。同年，您与其他三位教师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1993年高等教育师范院校教师奖。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经验与体会吗？
马大康：凡事靠认真吧！我觉得只要认真，什么事情都能做好，还有就是对学生要有爱心。同事之间不必争荣誉，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必须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对得起良心。
1993年的事情确实多，我获得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成为温州市最年轻的教授，被任命为学校副院长。上半年，我被选为鹿城区人大代表，又被区人大推选为温州市人大代表。我并不喜欢从政，怕耽搁时间，还特地写了辞去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报告，可是候选人名单并没有删去我的名字，只是把报告附在后面，结果就成了市人大代表。从事行政工作后，我作为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经常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这更有利于学校工作。
1994年，温州师范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合影（前排左起吕德富、郑健、金礼义、李日增、詹振权，后排左起周锦成、马大康、仇毅、钱建民）
采访者：1993年，您担任温师院副院长，1997年6月5日，浙江省政府任命您为院长，能回忆下当时的情景和心情吗？
马大康：当副院长有点违背我的个人意愿。我是11月评上教授的，12月，上级组织部就来找我谈话，让我当副院长。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不仅因为我喜欢教书和科研，还因为我觉得教书、科研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成绩，做行政不一样，很可能努力之后一事无成。我从来没当过带“长”的干部。小学读得早，还很糊涂，开始当了个小组长，唯一的工作是收发作业本。有一次竟把自己的作业本发给别人，把别人的留给了自己，所以还没当几个月就被老师撤职了。
在我的坚持下，组织部也没有办法。后来，金礼义书记和李日增院长一起来找我。金书记刚来学校，李院长对我一直很关心，我抹不下面子，就只好答应了，一答应就干了十几年。我去新疆支边是整整十年，干行政又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最精华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我的学术也差不多荒废了。最不习惯的是个人自由全被剥夺，所有时间都被刻板地安排，没有休息日，就连假期也一样。
我是1997年当院长的，李院长到了年纪就退休了。我们几个副院长都没有争当院长的念头，大概因为我是教授，就任命我当院长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应该感谢李院长，就是让我参加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正因如此，我对各所高校的情况都很了解，也深深感受到高校间的竞争压力，当院长之后，对学校如何发展和办学思路也就心中有数。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也是浙江省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各个学校可以专心致志谋发展。
当时最头疼的就是师资建设。每年省里评职称，我们学校大概只能上十来个副教授，但退休的副教授也有十几个，高级职称人数始终徘徊在几十个，教授就更少了，很多年来，我一直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成为院长后，我把师资建设放在首位，启动“校重点学科培育计划”和“高级人才培养工程”，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教师搞科研。学校的科研氛围和教师队伍建设，是从我当院长之后才真正有起色的。
金礼义书记牵头抓行政队伍建设，开展满负荷运行和竞赛评优，当时行政队伍精干，工作效率很高。校办公室曾提议给金书记和我安装空调，由于办学经费紧，我们俩就拒绝了，等到各个基层办学单位装上空调，我们才安装。
采访者：您就任院长后，温师院发展很快，有三校并入温师院、两校合并、建设茶山新校区、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等大发展。能谈谈您的治校理念以及努力吗？
马大康：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还是在教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任职以后的重点工作就是师资队伍建设，新校区建设和搬迁工作基本上都交给副院长去做。师资队伍建设最好的抓手就是科研，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把科研搞上去。每一次开会我都要再三强调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像科研奖励制度就是从我开始的，我还深入各系做动员，甚至单独督促有潜力的年轻教师。为了制定奖励制度，科研处处长张靖龙还专门去外校学习经验。化学系的科研成绩比较突出，教师科研积极性很高，学校也就在资金和设备上给予重点支持。数学系赵焕光教授主动配合张焕镇主任组织教师读书班、讲课评议会和学术研讨会，提高了教师水平。
那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师收入比较低，导致虽然在校内有教学工作，但心思还在校外，许多教师在外兼课。不是说不能兼课，问题是兼课多了，本职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也根本没时间做科研，影响评职称和长远发展。针对这种现象，我没有采用堵和禁，而是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增加教师的课时酬金，努力提高教师的待遇，吸引他们把精力放在校内。同时出台考核制度，在各个学院和行政部门开展评优活动。只有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把人心聚集到学校，才能调动教学积极性和科研积极性。只有提高教师待遇和制定激励制度，才能从正面促进师资队伍的建设。此外，学校管理也十分重要，那时行政部门为教师服务的意识很强，作风正派，教师评职称根本不需要“打招呼”，谁能上谁不能，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我从来没收到教师的求情电话。学校评审通过后，我总是竭尽心力向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争取。正气上升，学校的面貌很快得到了改变。
采访者：在《马大康：鱼和熊掌难兼得》的采访中，您讲到担任温师院副院长后，认为“自己不能老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一个学院的年轻教师上不去，学校的发展从何谈起？”所以您“任温州师范学院院长，把最大的精力投到了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上，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校形成了比教学、比科研的良好风气”。那么，您当时做了哪些工作推动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果？
2000年11月5日，马大康向袁承业院士颁发特聘证书
马大康：师资建设的效果应该还是很明显的，但师资队伍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发展起来的，我们学校也是在出台一系列制度后，过了几年效果才逐渐明显的。抓教师队伍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从青年教师的培养入手。后来我们学校一年能评上三四十位副教授，还有好几位教授。直到1999年，马贝加评上教授，我才脱掉“最年轻的教授”的帽子。后来，丁金昌、赵敏、林振权、张靖龙、叶世祥这些年轻人三四十岁都评上教授，赵敏、叶世祥评上教授时才30多岁。
那时，学校办学规模比较小，规模太小，就养不住人才，每年的经费也有限，我们就想办法扩大学校的规模。李院长是很省俭的，我接手的时候，他手上还有1000多万元，这1000多万元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也没多少钱。学校搬迁到茶山以前，由于学生住宿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没法扩大招生，我就用这笔钱盖了住宿楼。把楼下两层用来出租，租金就比利息高，这样不仅增加了学校的办学经费，也可以扩大招生规模。正好校友鲁松庭担任副省长，分管教育，我就从他那里讨来2500万元省长专项经费，盖了信息大楼。
扩大规模的另一个契机，是温州市三所中等师范学校的并入。为了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浙江省政府决定进行中师结构调整。在温州市副市长陈莲莲的牵头下，我们同市教育局进行了多次协商。在市教育局的再三坚持下，最后商定保留乐清师范学校，瑞安师范、平阳师范、温州幼儿师范并入温师院。2000年4月，浙江省教委印发《浙江省中等师范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意见的通知》，正式决定三所中师并入温师院，校园土地房产、人员编制、办学经费也一并划归，分别更名为第一初等教育学院、第二初等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合并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其间，学前教育学院（幼儿师范）院长彭兆丰协助完成了老校区置换工作，最先搬迁到学院路校区办学；第一初等教育学院（瑞安师范）院长林初锐努力维护了校园土地的完整；第二初等教育学院（平阳师范）院长卢立寿还抓住时机扩张了校园土地，增加了学校资产。随着茶山校区建设逐步完善和学校内部院系调整，这三所学院渐次搬迁到茶山校区办学，合并为新的教育学院。合并以后，市里拨给我们学校的财政经费是各校叠加之后的，总经费就增加了，办学规模也就扩大了。加上老校区土地置换，为新校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合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中师教师来到高校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有些人能够适应，也有些人较难适应，不得不从教师转为职员。像孙芙蓉老师来自平阳师范，合并后想去读博士，我就很支持，读了博士就能适应高校的环境。后来她较快评上教授，还担任教务处长。权衡利弊，合并还是利大于弊，毕竟大学需要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发展潜力会受到限制。
采访者：1999年，您应邀赴美国肯恩大学访问，并签订两校合作意向书，能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合作内容吗？
马大康：这个事情很巧！当时是蒋巨峰任市委书记。肯恩大学校长随美国新泽西州领导一起到温州访问，刚好也邀请了我们作陪。吃饭的时候，我就向肯恩大学的校长发出邀请，请他到我们学校看一看，他很爽快地接受了。我们学校的干部接待能力确实很强，做得很周到，给他参观留下的印象也很好。当天下午，我们就把在学校参观的照片做成影集送给他，他很意外，也很开心。然后双方就开始谈合作，后来我又受邀去美国和他们签了合作协议，商定我们学校每年都派一些教师去他们那里交流，他们也将派一些教师过来，学生之间也做一些交流。但不久后，发生了“9·11”事件，由于国情，交流就被搁置了。后来肯恩大学的校长换人了，合作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去肯恩大学访问的同时，还去了林菲尔德学院。林菲尔德学院早就和温师院有交流，后来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交流中断了。我上任后重新邀请他们来访，还在家里宴请他们，恢复了两院交流。另外，我们和日本广岛大学、英国北安普顿大学也建立了友好关系。要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就应该走国际化道路。我们和美国库克大学的合作也是收获颇丰，从他们的教学中学到了大学生生涯规划，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有特色。许秀珍老师主持了这项工作。
1999年10月5日，美国肯恩大学校长罗纳德·L·阿普鲍姆（左一）访问温师院，与马大康（中）、温州市外办副主任许捷合影（右）
采访者：2002年9月16日，温师院茶山校区正式启用。政史系、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第一初等教育学院等7个院系共4000名学生迁入茶山校区。搬迁新校区，是温师院发展史上的大事，您能介绍一下背景及意义吗？
马大康：实际上，温师院校址迁过好几次，从原来的九山湖畔到后来的学院路，再到茶山。我在学院路时期当院长，茶山校区是在我手里建设起来的，先后由副院长谢树华和林娟娟主持，基建处处长徐玉聪具体实施。他们清正廉洁，工作极其劳累辛苦，我主要在基础工作上给予推进，在资金筹措上提供支持。学校主体迁到茶山以后，我们也把行政机构迁过去了。茶山的场地大多了，环境也好多了，当然教师的接送费用也不少，但从整体来说，对学校的长远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没有新校区建设，就没有后来的本科评估、设立硕士点这些工作，因为连基本条件都不合格。我任职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本科评估，申请硕士点的前提是要通过教育部的评估。为了以优异成绩通过评估，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出现了许多感人事例。紧接着就开始申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当时最大的问题还是教师问题。申报硕士单位起码要有100名教授，博士也需要占一定比例，但学校的教授人数离这个数字还很远。毕竟引进人才需要很多钱和住房，那时候学校的经费还是很有限的，不像现在比较充裕。
采访者：2003年8月4日，温师院成立首届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您任主任。8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3〕31号文，批准温州师范学院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可以说一个学校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表明其实力获得了一定认可，但其中必然有许多的艰辛与奋斗。您能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在争取硕士点的工作中，有哪些艰难险阻，又是如何克服的吗？
马大康：我觉得主要是资金问题，其他的问题倒不大。几所中师的合并主要是人员消化、教师水平提高问题。但是，要争取硕士单位，学校的教授数量还远远不够，如何引进数量不少的教授确实是个大难题，而最难的就是资金和住房。
当时学校引进了两位博士出身的优秀教授，却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刚好温州市召开全市人才工作会议，出台了市委、市政府文件，我就趁机去市政府要人才住房。没想到跑遍几个部门，都不知道由谁落实这件事。找到主管人才工作的副书记，结果连他都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我只好去找钱兴中市长，还是钱市长为我打电话四处找房源，总算暂时解决了困难。在钱市长的过问下，人才住房建设终于得到落实，学校也陆续争取到不少住房。在人才引进工作上，人事处处长林娟娟和科研处处长张靖龙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调规划学科，积极物色人才，引进了一批教授。民俗学学科就是听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的建议后，为申报硕士点而成立的。为了引进学科带头人邱国珍教授，他们专程跑到江西师范大学挖人。后勤处和各个部门也都认真配合，热情服务。
为了解决政府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浙江省开始设立二级学院，想利用民办高校机制来充实经费。为了办二级学院，我们经历了不少困难，但瓯江学院兴办后，一年就可以增加五六千万元的办学经费。现在好多人回过头来批评这项举措，但当时如果没有这项举措，浙江省的高校也发展不起来。一是老校区土地置换，二是设立二级学院，让各个高校的办学经费有了明显增加，新校区建设资金多了，教师待遇提高了，引进人才也有钱了。
以历史的眼光看，办瓯江学院对学校本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随着形势发展，瓯江学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更名为温州理工学院，独立办学后将会有更好的前景。
采访者：您可以评价一下设立硕士点在温师院及浙南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意义吗？
马大康：因为我们的本科评估比杭师大晚一点，所以硕士单位的申请也比他们晚了一年。当年，浙江省一共有4所学校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浙江财经学院、中国计量学院、浙江林学院和我们。我们学校一次拿了6个硕士点，是当年浙江省内硕士点拿得最多的学校。
由于是第一次申报硕士单位，我们不得不极其谨慎。所有的申报材料我都亲自把关，和科研处处长张靖龙、林振权一同反复修改，多次跑到国家学位办汇报工作和沟通情况。为了确保一次成功，学校领导分头去各省师范大学联系校长。我们在去山东师范大学的途中，遇上大雾，飞机只好在临沂下降，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重新起飞，等得十分心焦。山东师大校长次日下午就要赴京开会，我和办公室副主任翁之秋不得不雇了辆出租车，冒着大雾从临沂赶往济南。公路被重雾笼罩着，白天犹如夜晚，视野不足十米。山师大校长见我们冒着危险赶来，也深受感动。第二次申报硕士点时，我们就有了经验，当时学校已经成立研究生部，部长是赵敏教授，通过密切配合，又一次拿下许多个学位点，基本覆盖了学校主要学科。
硕士学位授予权对学校层次的提升和学校影响力的扩大都起了重要作用。有了硕士点，就有了学科平台和发展的核心牵引力，学科凝聚力更强了，建设目标也更明确了，理工科教师就有更高水平的助手帮他们做实验了。现在学校已经申请到博士学位授予权，这就更上一层楼了。虽然目前只有一个博士点，但这是一个大跨越，有了这个突破，以后就可以不断拓展开来。
学校必须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当年压力很大。一个学校不进则退，大家都在发展，如果你进步得慢，那就落伍了，而且会越来越落后，最后沦为省内高校的末流，优秀的教师就会流失，学校也就没办法继续发展，甚至没办法生存了。毕竟教师也要看工作平台，优秀的老师当然愿意到好学校去，平台越大，机会就越多。现在学校领导把学校建设目标重新定位为有影响力的教学科研型大学，这一目标很正确。
我们要向浙南闽北的综合性大学发展，就必须不断提升学校影响力，特别是理工科应该走出校门，服务地方经济。如果学校的影响力不大，即使我们想为地方服务，人家也看不上我们。当年我也想积极推动理工科为地方服务，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我们缺乏影响力，很难走出去，只有皮革研究、低压电器、有机化学等为企业服务还做得不错。
采访者：2003年8月10日，浙江省教育厅通过温州师范学院、温州大学合并组建新温州大学的论证报告。2004年5月19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教发厅函〔2004〕23号文，同意在温州师范学院与温州大学合并的基础上筹建新温州大学，筹建期为一年。6月15日，任命温州大学（筹）校务委员会主任为钱成良，您与孔繁胜为副主任。6月16日，新温州大学党政临时班子成立，两校合并组建新温大进入实质性阶段。2006年2月14日，教育部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同意正式设立温州大学的通知》（教发函〔2006〕23号），正式同意设立新的温州大学，学校代码为10351，撤销温州师范学院和原温州大学建制。可否根据您的自身经历，向我们介绍一下两校合并的背景？您作为主要领导，当时负责哪些工作？
马大康：我当时主张三校合并，把温州医学院也拉进来。医学院那时已经是博士单位，如果合并进来的话，我们就能直接成为博士单位。而且医学院视光学很强，很有特色。如果这样合并，温大在省内的地位就可以立刻提高很多。但医学院不愿意，省厅也不愿意，毕竟这是当时省内唯一一所单列医学院。
当时，温大想升本科。教育部认为，如果升本就必须按照新规定更名为温州学院，这是温州市难以接受的。要想保住温州大学的校名，唯一的路径是和温师院合并，因为温师院已经是硕士单位了。
这对我们的好处是可以专业互补。要想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必须要有工科。虽然我们也办了一些工科专业，但师资力量不强。温大有一些工科专业，两校合并可以进行资源重组。我们主要担心温大的风气比温师院的差，干部的服务意识也不强，合并以后校风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从总体来说，合并以后还是发展得很好。
在合并筹建阶段，我主要负责筹建指标的具体落实。我是学校法人代表，除了筹建指标要逐项安排检查，重要事情都需要我签字，几乎没得空闲。副市长钱成良虽然任筹委会书记、主任，但毕竟只是临时的，而陈福生书记和我却不得不考虑学校的未来和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对学校和教师负责。为了能够顺利去“筹”，陈福生书记和我通过上官女副书记去北京，向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陈进玉及教育部规划司司长汇报筹建工作。
2004年6月，温师院合并前党政领导合影（左起张靖龙、林娟娟、谢树华、上官女、马大康、陈福生、周湘浙、丁金昌、吕海鹏、蔡曙光）
采访者：您能再评价一下两校合并对新温大、温州乃至浙南高等教育的积极意义吗？
马大康：合并以后，浙南才终于有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高校。原先温师院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也办了一些工科专业，但相对来说，还是偏于师范模式，后来才慢慢打破这种格局。两校合并后，学科建设才更加齐全。新温州大学成立以后，陈艾华书记、陈福生校长和后来的蔡袁强校长都很有眼光，也很关注学校发展，在推动学校的综合性发展方面做了不少事情。陈艾华书记的工作经验丰富，协调能力很强，大家担心两校合并可能出现的矛盾被她轻易化解了。现在，谢树华书记、赵敏校长对学校的三个定位很准确，除了博士单位建设，一是华侨特色，一是地方服务。华侨是温州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以前我们办过华侨青少年训练营，现在他们抓住华侨特色大做文章，建设省重点高校的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采访者：您曾是人文学院的领导，现在是人文学院的资深教授，人文学院现在是新温大的一块招牌。在您任职期间，对于学院发展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时刻或机遇，当中您参与了哪些工作？可否举一两个印象深刻的事例？
马大康：说实话，在人文学院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师，我只是做了教学工作，没有参与学院管理工作。虽然我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文系书记，但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副书记赖学军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原先中文系内部矛盾比较多，文人相轻，容易产生矛盾。其实，教师之间并没有什么大是大非问题，发生矛盾冲突，只能劝解，不要偏袒，更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慢慢地矛盾就越来越少了。其他的除了关心和保护学生，我也没起什么作用。我当院长后，支持最多的是化学专业，由于教学和科研需要很多设备，他们做得也不错，学校筹措的经费大部分都花在了化学专业上，这为化学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他们能够获得博士点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当时，学校财力有限，我只能重点突破。
采访者：2000年1月5日，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温师院创办二级民办学院———瓯江学院。2006年3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温州师范学院瓯江学院正式更名为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请问您是何时赴任瓯江学院院长的？您当时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马大康：瓯江学院成立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是学校第二教务处的事，日常工作由许秀珍负责。教师是互通的，资源是共享的，既为学校增加了办学经费，也提高了教师收入。后来，教育部规定独立学院必须独立办学，才分成两个摊子，最后改名为温州理工学院，完全独立出去了。瓯江学院对当时的温州教育是有利的，为地方培养了更多学生，教育质量也不错，学生拿了不少各级奖项；对学校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增加了经费，机制也灵活，校本部的发展就会更好。
新温大完成筹建工作并获得教育部批准后，我已经58岁了，卸任后当了校巡视员和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几乎不承担具体任务。正好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必须独立办学，当时瓯江学院院长张焕镇也向学校要求派人担任院长，陈艾华书记和陈福生校长就派我去任院长，上官女任书记。忙了一辈子，现在闲着不干事，内心蛮不好意思，也就服从了学校安排。在瓯江学院，具体工作仍然由张焕镇做，我只是把把关。
我们共同为瓯江学院确定了应用型大学的办学方向，学院和校本部错位发展，在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验室建设方面，强化实践环节，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我和上官女每天正常上班，从不懈怠。直到65岁正式退休，我就辞去了院长职务。
现在瓯江学院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让它完全独立出去，对双方的发展都有好处。
2010年6月18日上午，瓯江学院建院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温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行，马大康致辞
四 治学之道，思路绵延
采访者：您所取得的突出的教学科研成就，既离不开您在温大的拼搏奋斗，也离不开温大给您提供的平台与机遇，能否举一两个事例谈谈温大对您的培养与帮助？
马大康：主要是在当老师的时候，校领导对我比较器重。无论是李（方华）书记、谷（亨杰）院长，还是金（礼义）书记和李（日增）院长，只要你做事情认真，而且也做出了成绩，都会比较看重你。我从来都不走上层路线，但他们一直对我不错。可能当时研究生不多，加上我的科研成绩较突出，所以他们都器重我。虽然工作很忙，但心情愉快，这为我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我刚评上教授兼任副院长的那几年，杭州大学还没有并入浙大。他们第一次申请文艺理论博士点没有通过，原因是专业负责人王元骧先生年纪偏大，梯队不强。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坚和吴熊和先生就想调我过去，开会时杭大的孔校长还找我谈话。那时浙大刚成立文学院，也想调我过去。我也曾经有过离开温州的念头，但这件事情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是省委决定、省政府任命的，要调动工作岗位必须经过省委组织部批准，不像普通老师那样容易走，母亲也不赞成我再次离开温州。再说我个人对名利看得比较轻，觉得只要有做学问的时间，能做出成绩就可以了，至于在什么学校，有多大名气，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更懒得为家属调动浪费精力。
我当院长的时候，并不像某些领导那样利用职位替自己谋取学术权力。在位时，我经常忙着支持、帮助学校各个专业筹办学术会议，连本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没时间外出参加。卸任后，有一次参加学术活动，通信地址上我填写了学校办公室，有学界朋友竟问马老师是不是升迁当领导了。叶世祥就笑着告诉他，马老师已经是下台干部了。
当然，从教师的职业发展来说，平台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学校当时还比较弱，就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水平。高校教师也不是完全看待遇的，可能一个学校的待遇稍微高一点，但是别的学校的发展机会更多，教师就去那个学校了。如果我们的平台水平提高了，影响力大了，就可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不然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培养的人才，又马上被挖走的情况。虽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如果学校成了一个中转站，发展潜力就会受到影响。
当年，温师院的总体情况还好，只有招进来的人才，几乎没有流出去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学校生态环境较好，切切实实把教师放在第一位。学校干部的服务态度很好，学校引进人才后，后勤处处长陈维新就会亲自带着他去看房子，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路绿灯。温师院的干部不是官，而是踏踏实实地带头做实事的人。
所以我很感激当时跟我一起做行政管理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悔，当时对他们照顾不周。两校合并的时候，有些校领导对我说，跟着你太吃亏了，我们的待遇还没普通教授高，和原温大更不能比。因为按学校规定，校级领导的津贴跟教授是一样的，教师另外有课时补贴，而承担了行政职务后没时间上课，也就没有补贴，就连假期加班也没补贴。这一点我之前没重视，确实应该考虑行政人员的待遇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心本职工作。
采访者：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温州大学成功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化学学科获批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您始终关心温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能结合自身经历，给我们谈谈成功获批博士点对温大办学发展，乃至浙南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吗？
马大康：成为博士单位，就是上了一个新层次。一所学校的发展是要靠龙头来拉动的，没有一些突破点，不上一个层次，在整体上就不可能形成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越办越没有起色。学校在培养本科生的同时，还要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整个学校的学术氛围就更强，学术水平更高，反过来会带动本科教学质量，反哺本科教育。
谢树华书记、赵敏校长把温州大学定位为教学科研型大学，我觉得是有远见的。如果定位在应用型，温大最后只能办成一所高职。如果办成一所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那对整个浙南，包括闽北、台州、金华这一带的辐射就会很大。
温大办学层次的提升，不仅可以提高教学、研究水平，服务地方的能力也会更强，企业也会愈加主动地请你为他们服务，学校也就进入了良性发展。高校是人才的集聚地，可以吸纳各类人才，整个温州的文化档次就提升了。
所以说，谢书记和赵校长做了很重要的事，让温大实现了一次跨越性发展。今后要继续扩大突破口，全面提升温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虽然温医大也是博士单位，但它毕竟是医学专科院校，而我们是综合性大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比温医大更重要。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大事，也是温州市的大事，应该载入温州历史。
采访者：明年是温州大学办学九十周年，您对温大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许与展望？
马大康：我对温大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特别是现在的两个主要领导干劲很足。这次获批博士单位，如果没有他们的投入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们当时搞硕士单位的时候就深有体会。比起申报硕士单位，博士单位的难度要大得多。我曾对学校能拿下博士单位缺乏信心，毕竟浙江高校的竞争对手多，一般情况一次只能有一所高校入选，但温大最后还是实现了突破，我相信今后会越办越好！
来源：温州大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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