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胡雪冈集》时，心中怀有绝大的惶恐，开始时对出此书曾再三表示谢绝，一是这些文章均已发表过，二是自己是自学出身，所写的东西较为驳杂，而疏误之处一时又难以改正。由于当时正在赶写永嘉学派的一组文章，洪振宁同志的意见是将其置于《胡雪冈集》中一起刊出。由于是“温州学人文选”，当以有关温州地方文献的内容为主，故考虑再三，只得从命。
自学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怎样自学，实无秘诀可言。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所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要勤加思考，潜心探求，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这实际是所谓的笨功夫，使之成为一种生命本能的追求，最后总是有所得益和收获的。这可说也是提升人生境界的一条基本途径。
我的治学较为驳杂，说得好听些是跨门路、跨学科，这有主观的因素，主要是客观的原因居多，如我曾担任过现代文学、文艺理论和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教学工作是第一位的，教师就是要尽心尽职地教书育人，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但是教学实践的过程也往往是自己知识积累和提高的过程，由于我教过《琵琶记》的《糟糠自厌》，所以当全国开展对高则诚《琵琶记》讨论的时候，于1957年写了《< 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1期上。继后在1979年，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同志召集我和徐顺平两人，郑重地说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你们要写出文章来。而当时学术界对南戏的产生持有不同的观点，如一为产生福建说，一为东南沿海及临安说。由我执笔撰写了十多篇有关温州南戏的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从此我与温州南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搞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则得力于我在瑞安中学学生施昌东的鼓励和支持。他说考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历史，对文学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你既教过文艺理论又教过古代文学，这对研究古代美学范畴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他当时已身患重病，癌症已做了第二次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他的谆谆启示，语重心长，使我深受感动，尤其读了他的《美的探索》《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及《汉代美学思想述评》后，有了入门之阶，获益良多。我的第一篇《试论“意象”》，就是经他转交给王文生教授并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82年第七辑。从此我开始了步履难艰的跋涉和耕耘。虽然由于先天不足，在理论的阐发和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上，往往顾此失彼，表现出种种缺失，但对于古代美学的学习一直是我生命中最丰厚的知识积累。
关于永嘉学派这辑文章，是2007年开始撰写的，但2008年下半年就开始患疾，时断时续，难以为继。关于洛学与永嘉学派的相互关系，历来论述颇多，如《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云：“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又如近人所论“永嘉之学渊源于二程，原为程门之别传”。以致以偏概全，既缺乏史实的可靠依据，又不符合学术思想的嬗递流变。而对于关学与永嘉学派的关系，却较少论及，此事一直索绕于心，于是开始读《二程集》，也读《张载集》，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同时也引起我对永嘉学派学术思想的一些思考。
学派之间思想体系的异同，十分复杂，因此我曾陷入困境之中，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加以年事已高，又要作出梳理、诠释及阐发，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对此稿的写作，只能说了却一桩心愿，有如释重负之感，不妨以此作为求教之阶，尚祈读者方家指正。
最后一辑的三篇文章均属考证性的，对一些歧异和疑点，加以辨订，以期讨论切磋。
似水流年，转眼已是冬意萧瑟，窗外是寒风的低吟，回顾一生的为学道路，深感知也无涯，破迷解惑，当不能浅尝即止，期以有生之年，沉潜砥砺，学有所进，以此自勉。
（胡雪冈/文 温州读书报报20100330/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