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学人对话录
采访对象：张乘健：中国哲学史专家
温大副教授（以下简称张）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温州学界三奇士之一
在温州，有人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自学成才而闻名遐迩的郑张尚芳、潘悟云、张乘健称为“温州学界三奇士”。多年来，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独树一帜，成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他们的顽强自学精神也被传为美谈。如今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和上海师范大学分别担任研究员和教授的郑张尚芳、潘悟云成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温州学人对话录》专栏曾经采访过他们。
张乘健家在市区马鞍池路的一条小巷里，临水而居，不远处就是温州古代的“吴桥港”。叶适的“面对吴桥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更瞻东挂彩，空翠杂朝霞。”所咏的就是这一带风光。从张家雅室凭窗西望，西山历历在目，静静地掩映在夕阳里，窗外是一片河水倒映着白云。
金：在此之前，我采访过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先生，你们都是以自学成才而闻名的。据我所知，他俩主攻的专业十分专门，而您的知识结构、学术层面与治学领域要来得广阔些，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我的治学领域，若从褒义上说，可以称为“博”，以自谦的贬义上说，叫做“杂”。不过，我的“杂”还远远够不上王国维、章太炎、胡适等大学问家。而我的“杂”，从客观上说，是逼成的，因为我以往业余治学，既不属于大学的哪个系，也不属于社科院的哪个所，不隶属于一隅，也就拥有一切。从主观上说，是有意为之。因为解放后教育和科研体制受前苏联影响太深，学科分得太苛太细，学科的分工本来是科学进步的表现，但太苛太细导致人为的隔膜和卑陋，何况中国古代的文史哲本来就密切不可分。其实我的治学一点也不芜杂，治学旨向很明确，是以哲学文化为纲，以此来进行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例如《红楼梦》研究，我是以哲学观念观照红学，为此竟写了十余篇论文，出版过专著《红楼梦与佛学》。跨文化研究方面写过《从〈合同文字〉与〈威尼斯商人〉的比较论中西文化差异》等比较文化的论文。
求学厄难治学幸运
金：您业余治学而取得成就，成了自学的典范。回首几十年的业余治学历程，您觉得自己走的道路比别人艰辛些吗？
张：我的经历和郑张尚芳、潘悟云两位先生并不完全一样，他们两位的求学比我幸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考取研究员和研究生，但他们在青年时代所吃过的身体折磨的苦头，我未体验过。我工作过那么多单位，以现在的大学生求职来说还都是很不错的单位，从未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20多岁后一直从事的是机关行政性的工作，18岁时月工资已达40多元，在当时可算是高工资，而且我在工作过的单位里，几乎都受到优待和礼遇。想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当年的同事。
我的痛苦是精神上难以被人理解，我的厄难是求学读书的艰辛。
金：是的，精神的痛苦是刺心的痛苦，这点我能理解。能先谈谈您的求学经过吗？
张：第一次是初中毕业考高中。我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从小不算鲁钝，在学校几乎受到所有老师的赞赏和钟爱，数理化成绩都是100分，语文历史98分——我当时觉得世间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读书和考试。但当时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在温州四中初中将毕业时，学校来了一位女干部。我被告知不能再上高中，理由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第二次是上大学。上普高遇阻后我去读技术学校，半工半读修完了高中数理化课程，参加了一次大学的招生初试。填好复试表格后要到所在单位盖个印，由于此前我被下放到乡村的一个单位了，这份要求离职上大学的报告使我进入不同寻常意义上的 “大学”，单位领导说我“不安心工作，要好好下放改造”。
第三次是报考硕士研究生。结果又因为非分数的原因而未录取。
古人云：困顿艰虞，玉汝于成。我应该感谢这三次求学的厄难。或许正因为这样，换来我治学的幸运。
金：那能谈谈您厄难中的幸运吗？
张：我从来没教过书，第一次登上讲坛是大学大四毕业班的讲坛。我第一次参加的学术会议是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以后参加的几乎都是国际性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第一次投稿并发表学术论文《〈桃花扇〉发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刊物《文学遗产》，此后发表论文好多是在国家级刊物，而且几乎有稿必发。非常奇妙的是，我考研究生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我的学术特别关注支持的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几年来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桃花扇〉发微》 《敦煌发见的〈董永变文〉浅探》《感怀鱼玄机》《〈长恨歌〉与〈梅妃传〉》《论陆游的道学观旁及其他》《元剧〈东堂老〉的也里可温教背景》等七篇学术论文，以在这个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论，是浙江省教育学术界第一。
金：《文学遗产》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档次最高的刊物，其作者都是一流的学者，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本身就说明论文的高水平和作者的高品位。当年您的论文《〈桃花扇〉发微》发表后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还有，您写的《孙悟空成型考》一文，认为《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由前半截孙悟空和后并截孙悟空“嫁接”而成。前半截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中的妖猴；后半截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神猴哈努曼的中国变相，总结胡适、鲁迅争论的学术公案，是很有意思的。我还想问您，您发表了那么多高质量的论文，为何至今还是副高职称呢？
张：我过去业余治学，几乎想不到别的什么，也不想此生会得到什么，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可以说是全国教育界惟一的一个无任何文凭而有高级职称的人。我初中毕业时欠学校5元钱学费，文凭就不要了。1994年，我调到温州师院任教，1996年参加高校高级职称英语A级考试，以93分通过，国家级及省级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远远超过有关规定的要求，我的论文得到高校和科研单位权威专家的评审，获得高度评价，可以说破格评高级职称完全没问题，却被以不能“一步登天”为由卡住。我们学校特聘我为副教授，后来报上级正式评定，以绝对优势通过。可以说，我付出的很少，得到的已经很多很多，在高校被评为“教坛名师”、“学生爱戴的老师”，这已是心灵的无比纯真的荣誉。
人生隧道中明灯盏盏
金：现有的职称评定有台阶年资的规定，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这也暴露了现有人事制度的弊端，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职称评定会真正公正起来的。
你业余治学必定有不少困难吧，您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张：外地学术界好多人曾好奇地询问我的“家学渊源”，他们认为一个无任何学历家世背景的人纯粹靠自学而能深造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我不是纯粹自学，而是遇见不少师友，在此我略举一二。
一位是北大王重民教授的夫人刘修业教授，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后应胡适邀请回国，先在北京大学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她在我很困难的时候热心鼓励，惠赠资料，指点研究方向，但当我把她最想看到的论文发表出来寄给北大燕东园的时候，收到的竟是一纸讣告，我当时的心情，似乎丧母之痛。
另一位是麦僖曾先生，他是康有为先生的外孙。我在初中时未学过英语，麦先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他不辞风雨暑寒传授，无分文之报，无杯酒之酬。在他指导下，我曾翻译了不少英美文学作品。
还有一位是南怀瑾先生。他于百忙中审阅我的学术论文，来信引古人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热情勉励，并将我的论文介绍发表。当时两篇论文所得的稿费是六千多港元，这在当时似是天文数字。当然，这岂是钱的问题？
我的不寻常的际遇，使我相信，不管世间怎么样，学术是光明的！
金：是啊，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我们都是在晦明之际摸索着走向光明。之所以我们能朝着光明坚定而热切地走去，完全依赖于是人生隧道中睿智的师者和长者，他们用自己的人格和品行为我们打着一盏盏明灯。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您说说您今后的研究计划好吗？
张：本来应该做了再说。但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说也何妨。我觉得中国20世纪最后的20年来，是100年中国学术最好的时期，来之不易，要万分珍惜。今后我想选择最难的先秦儒学典籍入手，总结三千年的学术公案，努力完成我在着手进行的《周易本事》一书，以后的学术“野心”是想完成《中国心史》的大部头著作。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艰难远征，从时间上跋涉三千年，从空间上绵延数万里，犹如《三藏圣教序》所云：“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我曾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我本来并不纯粹，命运逼我拒绝卑鄙；我本来尚没有志存高远，命运逼我拒绝卑微；我本来并不勤奋，命运逼我勤勉。”我愿与学术界同道共勉。
张乘健，1944年夏历正月初一日凌晨子时出生于温州。五岁就读于西郊小学，1958年于温州四中初中毕业，因“出身”问题不能继续升学，同年底参加工作。先后在冶金厂、藤桥区供销社、市财政贸易办公室、市商业局、市供销社、市副食品公司、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小南路指挥部等单位工作。1994年调入原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
1984年首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刊物《文学遗产》发表论文《〈桃花扇〉发微》，获得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嘉评和关注。此后，在《文学遗产》《文史》《社会科学战线》《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吉林大学学报》《安徽师大学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河南大学学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台北《十方》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论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史实考原》《论陆游的道学观旁及其他》获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专著《红楼梦与佛学》获浙江省教育厅教学科研成果奖，专著《古代文学与宗教论集》获温州市社科成果一等奖。论文《〈长恨歌〉与〈梅妃传〉：历史与艺术的微妙冲突》《感怀鱼玄机》收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论文《元剧〈东堂老〉与也里可温教》收入北京师范大学编《元代文化研究》，论文《论墨子的兼》等收入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中国墨学史》。
1994年以来，他在原温州师范学院、原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古代史、先秦史专题、佛教与中国文学、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红楼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等课程。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红学会会员、《红学通史》特约哲学编委、国际中国哲学会通讯会员。
来源：2007年1月18日《温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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