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它的出现，犹如一颗璀璨的巨星升起在中世纪的中国上空，光芒耀眼，照亮了戏文剧坛，赢得了“南曲之祖”的美誉。
《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名明，初字晦叔，号菜根道人，瑞安阁巷柏树人。他的生年在1305年前后。卒年有元末说和明初说两种。高则诚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丽水、杭州等地做过小官。后来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琵琶记》是根据早期的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人物、主题、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琵琶记》的故事说的是，赵五娘与蔡伯喈结婚两月，蔡伯喈进京赶考，赵五娘独自一人在家侍奉公婆，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时逢饥荒，赵五娘把不多的救济粮留给公婆，自己却偷偷吃糠。公婆去世，无钱买棺材，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无钱请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垒筑坟墓。然后进京寻夫。蔡伯喈上京考试高中，被迫招赘牛府，生活在温柔之乡，可他时时想念家中的父母和妻子，与赵五娘书馆相逢，得知父母双亡，遂携赵五娘、牛小姐回乡庐墓，一门旌奖。
《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是很有独特之处的。问世以来,《琵琶记》风行海内，饮誉数百年，无论是舞台演出还是案头阅读，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因此，对《琵琶记》及作者高则诚的批评研究，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如同红学研究一样，《琵琶记》研究延续了数百年。温州侯百朋先生是当代颇有研究成果的学者。他的《〈琵琶记〉资料汇编》一书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有关《琵琶记》资科的汇编，获得学界很高的赞誉。
我与侯百朋先生有过稿件上的来往，至今也好多年末曾谋面了。那天，当我来到市区上陡门住宅区，找到侯家时，他已经在等我了。我见他气色较过去好了，身体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瘦弱，他说自己坚持锻炼见得成效。
在采访侯百朋先生之前，与侯先生同校同事同好的南戏专家胡雪冈先生告诉我，侯百朋先生用一生的心血研究《琵琶记》和高则诚，硕果累累，且他作风严谨，办事认真。所以，我们的谈话还没有开始，他已经给我准备了许多资料，有他的著作，有专家的评述等，令我喜出望外。我们很快就进人主题。
金：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冒广生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温州的学术研究有“二霸”，一是永嘉学派，二是温州南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和无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影响极为深远，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很大。您作为从事“二霸”之一南戏的研究，并侧重《琵琶记》和高则诚研究的学者，真是得天时地利啊！请问，您是怎么选择以此为研究方向的?
侯：《琵琶记》被誉为 “南曲之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论是繁本还是简本的《中国文学史》，非介绍《琵琶记》不可。我的老家在金乡，这是一座有着文化底蕴的古城。过节时，镇上经常请戏班子来，在庙前戏台上演世。每当演《琵琶记》中的《吃糠》折子戏时，观众看到赵五娘为孝敬公婆，自己吃糠，深受感动，纷纷向台上抛角子、铜板，捐助赵五娘。因此，赵五娘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难以忘却。后来，我从一位小学同学处借来了大达图书馆出版的《琵琶记》。看了戏，有形象；读了剧本，有了思索，于是也就喜欢上了 《琵琶记》。不过，真正明确以《琵琶记》为研究方向的还是1956年全国开展的有关《琵琶记》的讨论后。那时，我已调到温州师范学校。我一一阅读了讨论文章，发现意见相左，差距很大。我想，高则诚是乡先贤，对他及他的作品予以探究，是我们的责任。这样，我便开始收集相关资料，剪剪贴贴，抄抄写写，积之岁月，居然不少。
金：鲁迅先生说过，“歌、诗、词、曲，我以为都是民间物”。这是从总结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得出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同样，象《琵琶记》等戏文的诞生和流传，也是符合这条规律的，《琵琶记》在民间产生，在民间流传，高则诚根据民间的流传改编出了《琵琶记》。您的研究冲动也受到来自民间戏文演出活动的影响，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侯：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小时候我受民间演出的影响，萌发了研究高则诚和《琵琶记》的念头，以后开始收集资料，但因“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我的十年心血白费了。“文革”中，我进“牛棚”接受审查不说，就连家中所有书籍、资料都被抄走了，特别令我心疼的是，我用手抄录的高则诚诗作和《琵琶记》资料也在劫难逃，这对我的打击真是毁灭性的。幸亏我还有一颗不甘放弃的心，千方百计总想重操旧业。“牛棚”出来后，在家里白天不能动手，就在深夜里，拿出纸笔，或是把高则诚的诗作《琵琶记》的资料默写下来，或是把各种论点及其出处，细细回忆，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藏之衣柜，用旧物遮掩。说实在的，只有如此我才感到安心，才觉得自己走近了高则诚。
金：做学问如同王国维先生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您也是这么经历的，其实做学问还要有个宽松的环境。从您的经历看来，您对高则诚和《琶琶记》的研究真正渐入佳境的还是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是这样吗?
侯：是这样的。打那之后，我才放开手脚开始考察。高则诚是瑞安阁巷柏树人，我可得地利之便。可是到了柏树，已经找不到一家姓高的了，倒是陈姓者居多。高宅惜已不存，传说为方便高则诚读书而造的高郎桥也倾圮。后在瑞安热心人陈永正先生的帮助下，访得了与高家“世有姻连”的陈家宗谱残册，获得了高则诚生活在柏树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资料得出，高则诚的籍贯在瑞安崇儒里（阁巷）；高、陈二家关系密切，“世有姻连”，高则诚妻子即陈昌时之女；还发现两篇文章，一是高则诚伯父高彦为高则诚岳父陈昌时诗集撰写的《鸡肋集序》，另一篇为高则诚之孙高让写的《重修水云深处记》。这些资料是“文革”中红卫兵查抄陈氏大宗谱时，由村民趁机藏在衣襟里保存下来的。
金：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发现对于一位研究者来说是如获至宝，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您作为温州人研究高则诚和《琵琶记》得天独厚的优势。瑞安是个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地方，素称“东南小邹鲁”，高则诚的成长亦得益于此。您说这是否有关联？
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则诚出生在瑞安，听东海涛声，睹飞云潮涌，吸收了瓯越文化的精髓。因此，我在研究中也是注重地方文化的挖掘。在柏树发现了高则诚的资料后，我又到玉海楼查对陈氏《清颍一源集》和高氏手迹。在市图书馆，我从《嘉靖瑞安县志》中找到了《高则诚传》。《嘉靖瑞安县志》是现存最早的瑞安志，卷八的《高则诚传》是迄今见到到的最为详备的高则诚传记，有其字、乡里、学业、登第、为宫、升迁、宦绩、去世、作品及对作品的评价，共259字。在传记后，括注“见旧志”，即明永乐乙末《瑞安县志》，更见珍贵。
为了寻找高氏宗谱，我寻访了瑞安高姓较多的村落，如高楼、篁社、孙桥、东山等地都曾留下我的足迹。最后在梅头(今龙湾海城)找到了与陈氏大宗谱同样命运的高氏宗谱残册，发现了高则诚的套色画像，但仍未找到高则诚本家的，至今仍为憾事。
金：人说，十年磨一剑，而您却用了近30年时间进行资科的积累。我还听说，您曾沿着高则诚的生活足迹重走了一遍，而且还沿途看遗址、读方志、访专家。这样的学术研究其基础是很扎实的，写的学术著作，我相信也是颇有深度的。是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最满意的学术成果?
侯：我正式动笔撰写有关高则诚和 《琵琶记》的论文是1981年。先后在《文史》、《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浙江学刊》等期刊上发表。《高则诚与〈琵琶记>》一书是1984年出版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基本写成了的，当书稿寄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时，他们正在准备出“戏曲理论丛书”，要我修改。我又推倒重来。不过，在我看来，我所花的心血最大的还是《〈琵琶记〉资料汇编》。因为是我30年的积累之所在，其中有“文革”中记忆默写的，有各地方志摘录等，特别是高则诚的残存诗文为前人所未合编，有几首还是新发现的，连《元诗选》及《永嘉诗人词堂丛刻》也末收录。《中国文化研究》予以介绍，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有关《琵琶记》的资料汇编。
金：在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提到了蔡伯喈的故事：“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蔡伯喈的人物形象在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您觉得高则城的《琵琶记》与民间传说有什么区别？
侯：民间传说中的蔡伯喈是个负心汉，高则诚把他改写成了一个违心郎。一个是自觉，一个是屈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琵琶记》是以历史剧的形式出现的。写历史剧其目的还是为了当时的现实：或者是以史为鉴，借用某一历史事实，警惕今天；或者是取其类比，歌颂现实中的某一人、一事；或者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高则诚通过蔡伯喈形象的塑造，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科举制度和仕宦道路。
金：温州的俗语中有“抛弃糟糠妻，天地亦难容”的说法。平时里我也曾听我母亲说起《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用米饭待奉公婆，自己苦咽糠菜的情节。在您看来《琵琶记》中赵五娘是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吗?
侯：是。赵五娘是中世纪社会劳动妇女的典型，是《琵琶记》中最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过去，乡村里露天演《琵琶记》，赵五娘是最为人同情的和喜爱的人物。只要身背琵琶的赵五娘在台口一跪，台下的银角子、铜币雪片般飞向台上。人们把赵五娘当作真实人物看待，非常同情她。不过，也有人说赵五娘是“愚孝”，是封建道德的“孝妇贞女”，我是不赞同的。
金：我也赞成您的观点。从人性的道德观点来看，《琵琶记》中的 “孝”是符合人的道德准则的。一个家庭之中，有老有幼，敬老爱幼是伦理中最基本的要求，赵五娘孝敬公婆是家庭幼长之间的有序，是人性的流露，是很道德的，也为后辈所要遵循的；不能一说到“孝道”好像就是封建意识。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都在说高则诚和《琵琶记》，现在我想请您谈谈您自己，好吗?
侯：我个人没有什么可谈的，只是教了一辈子书。我父亲是厨工，供不起我读书，是当年金乡小学校长黄群觉先生，多次上门劝说我父亲让我上学，才得以考上温州师范学校简师部读书，再回到金乡小学当教师。所以，我从一位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一路走来，感受师恩重如泰山。我只有教好书才能对得起老师。我是一边上课，一边研究高则诚，确实是花了一生的心血。如今我患眼疾多年，虽经多处求医，未见好转，欲将《琵琶记》再作探究，已力不从心，切盼有人，特别是年轻人能继续作深人发掘。这是我的心愿。
（特约主持：金辉）
（温州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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