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风采
    温大学人

    蒋文钦:我也来说说

    作者:  编辑:  来源:温州都市报   日期:2011-10-10  阅读:

    采访对象:蒋文钦 红学专家(简称蒋)
      特约主持:金辉(简称金)  

    最近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座的文稿。该书面世后,在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但他的考证遭到了红学界的一片批评,认为刘心武在《红楼梦》研究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误入了“想当然”、“生造”、“治学不严”等误区。而刘心武则称自己是个外行人,但他一直认为《红楼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去研究。与红学界相反的是,有人作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证明了很多读者都是支持刘心武的。从而使这场“红学风波”增添了几分扑朔迷离的色彩,而且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新一轮的“红学热”。
      
    温州研究红学的不乏其人。那么温州红学学人对目前的“红学风波”有什么话要说呢?我慕名找到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研究《红楼梦》的蒋文钦先生,他说:“好吧,我也来说说《红楼梦》。”
      
    尽管蒋文钦的人生道路坎坷崎岖,经受了许多的磨难,可是他的话语朴素平静,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似的,只有娓娓道来,波澜不惊。
      
    金: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数百年来流传天下,入迷者不计其数,但有意思的是,既无“三(三国)学”,也无“水(水浒)学”,更无“西(西游)学”,惟独有个“红(红楼梦)学”。中国近代史上优秀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沈从文、茅盾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与“红学”有关的活动。最近由刘心武先生引发的“红学风波”,又使红学红火了起来。您作为一位红学专家,《红楼梦》与您相伴多年,您能说说与《红楼梦》有关的故事吗?
      
    蒋:说起《红楼梦》,不瞒你说,今生今世真不知是有缘还是有冤,给了我许多欢乐,也帮我度过不少苦难。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11岁,那是1940年4月19日,温州第三次沦陷,我随父母逃难到乐清七里乡下。在叔父家中第一次看到了《红楼梦》,一拿起就放不下,开始了废寝忘食地读。其实,当时囫囵吞枣,连许多字还不认识,把“袭人”读成了“聋人”,心里想:她不聋,怎么叫聋人?闹了笑话。
      
    金:以时间推算,当年您在北大读书时正遇上建国初期的那场“红楼风波”,您是否亲身经历过这场风波?
      
    蒋:是的。1954年《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当时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红楼风波”,把矛头对准了俞平伯先生,把俞平伯先生批得一无是处。这场“红楼风波”影响恶劣,开了中国大规模思想政治运动的先河,从此运动接连不断,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人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1956年政治气候稍有松动,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和北大教授吴组湘,在我们中文系开设了《红楼梦》选修课。
      
    金:北大真是个令人向往的学府,在那里可聆听许多大家的教诲。我看过何其芳先生的一篇文章,称自己在不同历史时期读《红楼梦》有不同的体会,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您说来,您是很赞同他们的观点的?
      
    蒋:不是的。何其芳先生对贾宝玉性格分析提出了“共名说”,即“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而吴组湘先生则提出“男性自卑感说”,并说“男性自卑感实质上是阶级自卑感,以此来肯定贾宝玉性格的社会历史价值。”我对他们关于贾宝玉性格的分析不大满意,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觉得,“男性自卑感”的观点说是个负数,有负数肯定有正数,“共名说”,内涵欠深,于是我提出贾宝玉的典型性格只能归结为“女儿崇拜”的论点。其根据是:贾宝玉时常说“男泥女水”;“女儿”两字极具尊贵,极清净,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还尊荣;被罚打时呼叫姐妹的精神安慰,读书学习有女孩子陪伴可增智慧等等。对此,当时我颇为得意,与老师的观点相悖,正当我准备写论文《女儿世界与女儿崇拜》时,反右运动开始了,随之遭受了灾难,什么想法都搁起来了。
      
    金:“反右”扩大化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已经有了结论。《红楼梦》的研究是您的爱好,您在蒙受苦难之中还坚持研究《红楼梦》吗?
      
    蒋:我是先被错划成右派,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押回青田批斗,这就是被写入《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的“青田以蒋文钦为首的反党集团”冤假错案。1959年我被送去劳动改造。就在被带走时,随手拿了一套《红楼梦》上路。此后就是这部《红楼梦》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藉以解脱心头的郁闷,保持乐观的心态。
     
    即便在回温的日子里,我做过生意,跑过单帮,教过裁缝,修过钟表,办过企业,也都没有放弃《红楼梦》,想着总有一日能把论文写出来。
     
    金:听说,在当时极左路线的条件下,即使写出论文也是很难发表的,首先要过作者单位的政审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
      
    蒋:有过。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与我北大同学陈爱文都觉得自己能写文章,以为还可“卖文为生”,开始对没有阶级性的词语加以研究,写出了《并列双音词的字序》这篇论文。当时知道以我们的真名是无法发表的,就将稿件寄给上海一位亲戚,由他署名寄给《中国语文》,他不明白我们的意思,仍以我们的真名寄去。结果功亏一篑,一搁就是20多年。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丁邦新也发现了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规律,《中国语文》于1979年才予发表,那时我们也平反了。幸亏,我们都是中国人,不然让外国人发现了这个规律就惨了。
      
    金:所幸这个时代结束了,您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原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的吧,是否可以说是您红学研究真正出成果的时候?
      
    蒋:那当然。1982年,我在原温师院中文系教明清小说时,重新整理《红楼梦》笔记,写出了《女儿世界与女儿崇拜》初稿,作为上《红楼梦》课的补充讲稿。后来几易其稿,这篇论文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红楼梦学刊》上,这是温州学者第一次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当时我也确实有点感慨。翌年,又发表了《女儿世界的两个层次———论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红楼梦〉成书的三重系统———〈风月宝鉴〉、〈(小)红楼梦〉、〈石头记〉》等论文。
      
    金: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余英时的《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读到他1973年写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他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分别叫作乌托邦世界和现实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听您一说,你们的观点是否是一致的,也是称“两个世界”?
      
    蒋:我知道余先生的文章信息已经很迟了,是1981年在《红楼梦学刊》上看到简介,读到全文是1984年在胡文彬、周雷合编的《海外红学论文集》。余先生的文章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确实写得很好,在内地红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不过,我也暗中针对其论点提出商榷。余先生企图在红学界建立索隐说、自传说之后创立新的红学典范。我曾不自量力跃跃欲试。所幸我的《女儿世界与女儿崇拜》、《女儿世界的两个层次》的论点与余先生的“两个世界”说相当对榫。
      
    金:那么,你们观点的区别是什么呢?
      
    蒋:余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从创作角度论证作者以巨大力量创造了书中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以及两者之清浊、情淫、真假以及风月宝鉴的正面与反面等关系。
      
    我的观点是从接受美学角度对《红楼梦》书中存在两个世界结构特征详加分析,并显目豁醒地定名为“女儿世界”与“世道世界”(“女儿世界”又称“崇情世界”)。两个世界分别奉行“情”或“道”为最高准则。而“崇情世界”又分为“一虚一实”、“一空一色”、“一永恒一短暂”的“情天”(太虚幻境)、“情地”(大观园)两个层次。我认为,把两个世界的论点与贾宝玉女儿崇拜典型性格一起论述,比单独论述要丰满活泼。
      
    后来,法籍红学名家陈庆浩先生曾托温籍著名红学家林冠夫先生来温州索取我的《女儿世界的两个层次》一文。林先生告诉我,陈庆浩先生曾对余英时先生说,蒋文钦的文章论述得比你深入周详。我得知自然颇为欣慰。
      
    金: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您与余先生观点的不同,首先是出发点不同,而且正如陈庆浩先生评价的,您的文章比较深刻。如此看来,您的论文已经产生影响了,连红学名家也评价甚高。现在我也发现,您的观点也被一些学者所接受。那么1997年出版的《红楼梦回评本》是不是也是以您论文的观点进行评注的?
      
    蒋:是的。我们的《红楼梦回评本》就是以我的“两个世界”的论文观点为序言的,持的也就是这些观点。这本书199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中南五省人民出版社优秀图书奖。我想,我们的《红楼回评本》与王蒙评注《红楼梦评本》相颉颃,仗得就是这些理论框架而似有一日之长。
      
    这部书汇集了温州好几位红学专家,如原温州大学的金凡平、原温州师院的胡雪冈,和老干部金品芳,同时还有红楼梦研究所温籍专家林冠夫参与,这是温州红学力量的一次成功组合。
      
    金:今天我们谈了那么多,现在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最近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此引起的“红楼风波”怎么看?

    蒋:这本书现在很走红,我看到《温州都市报》也在连载。我认为刘心武先生细读《红楼梦》很见功力,提出了那么多问题,很引人入胜。但是,《红楼梦》从清末民初以来就有争论,蔡元培、胡适等都卷入了,刘心武先生的书作为一家之言,理应由大家自由评说。评说多了、久了,自然会争出名堂,理出头绪,辨清是非。索隐说、自传说、斗争说不都曾风行一时吗。唯请注意的是都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要遵守学术的游戏规则,不要意气从事,不要忘记阿Q头上的癞疮疤尽可畅说,辫子就不能抓了。
     
    蒋文钦,1931年出生在温州一个工人家庭,1947年在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赴浙南游击区,新中国成立后在青田县政府工作,曾在震惊全省的“青田百人反党集团案件”中蒙受不白之冤。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反右”运动中错划“右派”,后送劳改。1980年平反,到原温州师院中文系任教。发表论文、著作《表形码编排汉语字典》、《红楼梦回评本》等150万字,其中论文《并列双音词的字序》、《关于并列结构固定词语的内部次序》(与陈爱文合写)两文发现了并列词语的“调序”规律,即大体根据声调次序决定排列次序。
     
    (金辉/文 温州都市报2006010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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