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离休干部 吴佩之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一名1919年出生的新四军老兵，我身体仍健康，思维还清晰，能够欣逢这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纪念的盛大节日，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感到格外骄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是一位刚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到了70年前的1945年抗战胜利，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抗战老兵了。回首70年前的烽火岁月，我感到欣慰的是，8年抗战，我没有缺席，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这是正确的人生选择；我感到骄傲的是，8年抗战，我没有虚度，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这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奉献；8年抗战，我更没有遗憾，因为我是一位光荣的反法西斯的新四军战士。
中国之大已摆不下一张书桌了
我是1919年农历5月初6年出生。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嘉山县潘村镇。我父亲是当地一位富裕农民，家里有房产土地。因排行老小，母亲很宠爱我。8岁开始读私塾，四书五经等等。那是一个大变局的年代，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对我们那个偏僻的村庄都有影响，但也造成了乱局。记得我们村子有一位私塾老师，曾与反清义士徐锡麟是同学，他屋子里就挂着徐锡麟亲笔写的对联，也给我们讲过徐锡麟、秋瑾的反清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萌发了富国图强的思想种子。
1936年，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我考入了安徽省蚌埠工业职业学校，学习制革专业。当时是很时髦很热门的专业，就像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专业。学校还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双自己制作的皮鞋。1937年抗战开始，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第二天中午就轰炸蚌埠。第一颗炸弹丢在小南山，接着又轰炸飞机场。此后数天敌机又轰炸市区，炸弹落在太平街南段闹市区，据说死了不少人。那时交通、通讯都很落后，日本飞机轰炸蚌埠的消息传到我家乡潘村，都说蚌埠被炸光了，人都死完了。我妈妈哭啊，眼泪都哭干了。为此，我专门请假回家，妈妈见我活着回来，可高兴了。
那时候的中国基层，完全是一盘散沙。没有皇帝，没有总统，日本人来了，县长、区长都跑了，只有镇长、乡长还没有跑。乱糟糟的，闹哄哄的。有枪就是草头王。土匪、强盗都出来了。一个村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村长就是国王。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大多数人表现恐惧而麻木。日伪军到过紫阳村一次，开了几枪，就放火烧房子，我们村的老乡都拥到村头，站在田埂上远远地看热闹。
日本人的侵略，打碎了我们青年的实业救国梦。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徐州也被日本人占领，津浦路附近的大城市都被日军控制了。国民党政权几近瘫痪，我便回到家乡，和十几个小伙伴组织抗日保家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半年后，安徽成立了省政府，派遣官员组建基层政权，保家自卫队便解散了。安徽还在各地成立了临时中学，实际上是抗战训练班。我在第五临中参加了学习。也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几位“赤色分子”，他们比我高一年级，突然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到延安去了。在五临中，因我参加了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了，但同学们不满，要求收回成命。最后学校只好把我们几个闹事的同学送到第十一临中继续学习。有一次，我的一位在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同乡来，对我们大家谈起新四军的情况，大家都十分羡慕和向往。
参加半塔集保卫战
1939年5月，为了迅速打开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抗战局面，统一领导新四军各部对日作战，正式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副指挥先后为徐海东、罗炳辉，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由邓子恢兼。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等。1939年7月，新四军成立了第5支队，司令员由罗炳辉兼任，郭述申任政委，周骏呜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第5支队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以及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深入皖东敌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壮大和发展了这一地区的抗日力量，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我和我们村的几位同学，经地下党同志的介绍，报名参加了新四军第5支队。对于我来说，参军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1938年1月，我不到20岁，奉父母之命，与邻县姑娘刘波结婚了，小日子过得安逸和谐。刘波同志是当地抗日救亡工作的积极分子，她没有拉我后腿，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很大的革命热情，1942年正式参加共产党，为了做好抗日动员工作，她把三个孩子寄放在婆家。当时有一些报名参军的人，因家人拉了后腿而打了退堂鼓。我的印象中，当村里参军抗日的人不多。只有三人出去当兵抗日，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两人参加新四军，一人到立煌县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我报名后，很快就接到通知，被分配到半塔集第5支队教导大队参加集训。
就在学习集训期间，我们这批新兵还没有学会打枪，就遭遇了著名的半塔集保卫战。
半塔集地处苏皖两省的盱眙、天长、来安、六安、嘉山5县交界处，四周丘陵起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古有白塔，历史悠久，因塔塌倒三层，仅存半个塔，故名半塔，是地因此得名。新四军5支队东进路东（津浦路）后，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恐慌，江苏韩德勤与安徽廖磊两支顽军对我皖东地区进行东西夹击，妄图消灭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由于罗炳辉司令率五支队主力（新八团、老八团全部，十团一个营，十五团两个营）赴路西反击桂系进攻，韩德勤乘路东空虚，发动了对路东半塔集为重点的进攻战。
1940年3月21日凌晨，我们学生队起床后到一个土坡上出操训练。走到一半，便听到前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时前面跑来哨兵，不准我们向前，说前面打起来了，上面要我们立即回去待命，准备参加战斗。我们回来后，半塔集的东南、东北、西北三面都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韩德勤六九七、六九八两个团首先从半塔东北向我进攻。那时教导大队共有六个队，三个军事队（是新四军各部队学员），约200人左右，两个学生队100人左右，还有一个女生、少年队不到100人，共计400多人，枪很少，学生队大都没有枪。情况十分危险。在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的指挥下两个军事队立即投入了战斗。半塔集四周有一条干沟和一道断断续续，残缺不全的矮墙，镇四角还有古炮楼四座。8时30分，顽军抵达圩外100米左右，一部占领半塔集东南约2华里的大高郢。两路顽军同时发起冲锋，军事队的官兵在干沟加高的工事里沉着应战，在阵地前100米以内，以密集火力杀伤大量敌人，顽军受到重创，退了下去。我们学生队也迅速投入了战斗，配齐大刀、长予和手榴弹，主要是站岗放哨，运输弹药，抢修工事，鼓动宣传，抢救伤员等工作。
面对数倍于我的顽军，我们教导队官兵在张云逸、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和外围的部队密切配合，坚守半塔集7昼夜，击退顽军十余次猛攻。韩德勤在半塔及其周围地区向我进攻一周，均无进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奉陈毅电令率4个营星夜驰援，对进攻半塔集地区顽军的侧后造成严重威胁。五支队罗炳辉司令员率主力亦兼程东返。韩德勤部队见新四军东西援军逼近，惧遭覆灭，于是全线动摇，仓惶后撤。
半塔集保卫战，是新四军出奇制胜，创造了在遭敌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备战的成功经验。陈毅曾高度评价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郭村，才有黄桥（黄桥战斗是新四军东进中的一次著名战役）。”
“胡服”与“盛子谨”
在半塔保卫战之前，有两个人我虽然没有见面，但他们的名字我印象很深。一个叫“胡服”，一个叫“盛子谨”。现在想起来，这两个人都与半塔集保卫战有关。因此不得不记。
我参军到5支队教导队后，分配在学生队集训，经常有新四军领导，或有关知名人物给我们学员作报告，或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或讲我党的抗日主张及方针、政策，或讲抗日战争打鬼子的经验、教训等等。印象中，新四军的领导邓子恢、张劲夫等都来教导队作过报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新四军中流传着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名字――“胡服”。传说这位胡服是延安派来的大人物，而且还说他就在半塔。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胡服曾为新四军营以上干部及地方党政负责人作形势报告。为了保密，“胡服”作报告时，坐在拉成幕布的被单后面，给近千人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后来我听说，这位神秘的“胡服”到皖东北是由“胡大队”保护的，因此更加充满了好奇。”胡大队”就是胡炳云同志率领的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这支队伍的前身是115师教导1旅1团，敢打敢拼。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淮河以北的伪军中，称胡炳云为“胡老大”，还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碰上胡老大”之说。由“胡大队”保护“胡服”，可见当时“胡服”的地位之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现查，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政治局发出通知：“兹决定以胡服（刘少奇的化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
皖南事变后，我们才知道了“胡服”就是后来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那时我虽然没有见过刘少奇，但他对新四军的许多指导意见，各级都有传达，印象很深刻。如我们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等。现查，半塔集保卫战的第二天（3月22日），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就有明确电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德勤”。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应该说是新四军贯彻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清醒头脑的结果。
半塔保卫战之前，我们这批新兵在教导大队还参与了一件大事，就是接待“友军”盛子瑾部队的任务。1939年2月29日，在半塔附近出现了一支2000人左右的国军队伍，大摇大摆地来到半塔集镇。这支部队的头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司令盛子瑾。
盛之谨，黄埔六期毕业，外号“粉面金刚”，曾加入共产党，后被捕叛变。抗战初，盛曾从日军手中收复了六安，声名大震。1938年，调至皖东北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泗县县长及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司令。
1938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共产党员江上清、赵敏、周屯、谢景鸿、廖量之等10 余人到盛子瑾部工作。盛之谨的势力迅速扩展，不到3 个月就接收了郑集1000多条枪，建立了几个抗日自卫团。1938年，盛子瑾调至皖东北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泗县县长及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司令。
1939年1月，安徽省府派马馨亭带千余人马到皖东北取代盛子瑾为“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司令”，盛之谨在新四军第四总队总队长张爱萍统一指挥下，对马馨亭及其所部的驻地大柏圩子发起攻击，打败了马馨亭。马馨亭逃到安徽省府，告盛子瑾联合共产党，对盛子瑾下通缉令。
1939年2月29日，盛子瑾率其嫡系第四支队陈大瑶部、第五支队杨子文部，企图经淮南投奔在苏北的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司令李明杨。盛子瑾自持曾与新四军合作的老关系，胁迫中共党员石青、赵敏、刘沛霖等一起，要新四军在半塔附近为他们部队让出一条路。结果他们被我军埋伏好的部队包围，并全部缴械了。盛子瑾的夫人杨文蔚是戴笠的表妹，很厉害。这时部分没有被解决的部队要打，被她果断地制止住住了。我军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盛子瑾两千多人马。后来，五支队领导诚恳与盛子瑾谈判，希望他能留下参加新四军，共同抗日。据说盛子瑾没有同意，于是大队便组织学生队摆了十余桌酒席，招待盛子瑾等一干人马，并发还部分枪支，礼送出境。
现在想起来，新四军成功拦截盛子瑾部，对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使5支队的武器得到了补充，起码缴获了800支枪（也有说1000支）。如果没有这批弹药补充，要守住半塔集阵地一周是相当困难的。建国后有一次，张劲夫同志在谈到半塔保卫战时感慨地说：“如果不是盛子瑾的一千条枪，半塔保卫战还真够呛呢！”
我参加新四军后，非常有幸地参加了著名的半塔集保卫战。半塔保卫战，为我们这批新兵上了一堂实践的军事课，也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使我们明白了在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大道理，也明白了在具体执行中灵活机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根据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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