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伉俪
上周，105岁的杨绛先生去世，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众说纷纭，笔者不由想起与钱锺书杨绛伉俪的通信往事。
钱锺书复函：
《左传》标点与《离骚》落英
1980年时，我任教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年初，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古汉语语词札记》，接着写作《< 春秋左传集解>标点商榷》，对上海人民出版社校点出版的《春秋左传集解》提出批评意见。7月10日，我接到华东师大苏渊雷先生函，谓香港《文汇报》连载他的《论诗绝句》，因原稿后半部遗失，致出刊中断，遍觅不得，望将我处留存的一份回寄转交，“以了胜缘”。我随即照办。当时正在细读钱先生的新著《管锥编》，而《札记》《商榷》二文所论与《管锥编》有所涉及，因此随信附上致钱先生函并拙作二篇，请苏渊雷先生转交，以求教益。
8月29日，获收钱先生赐复：
增杰先生教席：顷奉钵水翁转来手书并大文两首。奖饰逾量，祗增愧汗。读左札记一则，极精审，足以定聚讼之案。因系手稿，故急寄还。“落英条”助鄙人张目，窃以自壮。所引游、姜诸先生著作都未寓目，闲门独学，寡陋专愚，真可笑也，然亦省却阅读。《语文通讯》之类，徒乱人意耳。先生学问已自成家，时贤著述似不须多留意，即拙作亦应摒置如遗。掉臂游行，得大自在，岂不快哉！匆此复颂
暑祺
钱锺书上 二十五日
钱钟书复函
信中“钵水翁”即苏渊雷先生，号钵水斋，故尊称钵水翁。“大文两首”即我投呈的两篇文章。其一《读左札记一则》，系从我《< 春秋左传集解>标点商榷》中录出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一段记述，归综自汉服虔、晋杜预、明傅逊、清钱谦益、顾炎武以来诸家歧说异解，皆缘不明文义而错释，提出己见；并指正今出《春秋左传集解》《左传纪事本末》标点之误。钱先生的《管锥编•左传正义》曾列举这一句例，云“纷纭盍各，皆缘古文无标点符号又每省去‘曰’字所致”，未作分析判断。钱先生在函中对我的解说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极精审，足以定聚讼之案”。这是对初出道的青年学子莫大之鼓励，令人感奋。
其二“落英条”，指我《古汉语语词札记》中《< 离骚>之落英》篇。《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落英”怎么解释？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说，落训始，落英者，初开之花。此释似是而非。落，《管锥编•楚辞补注》亦主陨落或堕落解。拙文则广引历代书例，从七个层面予以辩说阐明而补证之，故钱先生风趣地说：“助鄙人张目，窃以自壮。”游、姜诸先生著作，是指拙文中举及的游国恩先生《楚辞论文集》和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我在函中还说到近期《中国语文通讯》发表文章，复言落英为始花，推及于陶渊明《桃花源记》之“落英缤纷”，凿空无据，所以钱先生贬云“之类”，指为“徒乱人意”，混淆视听。（郭在贻兄在给我的信中斥为“真是不知而妄作。此等东西居然被编者看中，真可怪也。”）
我在收到钱先生函差不多同时，亦收到苏先生复函：“前奉手札并大稿两篇，径寄钱默存。顷获复函，谓‘陈君治学朴平微至，已遵旨致书与之’云云。此书达时，想已接彼手简矣。寄来拙稿油印本，早已收到，高见稽及为感。”两位前哲对后辈的关怀和嘉勉，足见大家风范，让人感激。钱先生说的“朴平微至”，是谓朴实平允细致周到。这是先生的奖许，自愧未如，然铭刻在心，引以为毕生治学努力追求的学风。
钱先生的这封书简，随意挥洒，文笔亦极佳，在委婉的措词中时露机锋，而复贴切恳挚。除对后学的奖掖勉励，还显示了他的治学观念，特立独行的禀性和学人本色。记得钱先生在另一场合曾谓：时人论著无暇拜读。古人的书一生中都看不完，哪还有时间涉览别的东西。这与本函中说的“诸先生著作都未寓目……然亦省却阅读”，“时贤著述似不须多留意”，所表达的观念是一致的。我得到的启示是：为学须直取第一手资料，自出心裁，独抒己见，其他人如何说，大可不必顾及。这样，即使得出的结论与人偶同，那也是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而其运用的材料以及探解思路、论证方法绝不会雷同。钱先生认为我既已入门，具备基础，就应该突破束缚，放开去做，“掉臂游行，得大自在，岂不快哉！”十分生动地表述了他的绝去依傍、独立创新的理念。因此，这句话也成了我从学的指路明灯，数十年来一直润泽我的心田，时时得到鼓舞。
杨绛复函：
鞭挞掮客牟利，转请收藏留念
1999年10月，我任职《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偶见报载编辑《钱锺书集》的讯息，遂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杨绛先生，略言有1980年钱先生赐寄一函，颇能反映先生之治学理念。在编的文集倘收录书信，愿意奉呈，用备采择。
两个多月后，接杨先生复函：
增杰先生大鉴：奉来书未早覆为歉。《錢鍾書集》今春当能出版，《集》中不收书信。承先生愿將钱先生书信寄还，深感君子之风。现有人收买钱先生书信谋利，亦有人擅自发表以自炫耀，亦有人被谝交出。先生所藏，留作纪念可也。愿苏先生家人亦能如先生之为明哲君子，妥为收藏，留作纪念。专此即颂
新世纪万事吉祥如意
杨绛上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九日
杨绛复函
我愿意寄还赐函，“完璧归赵”，完全出于对钱先生的敬仰和一片虔诚之心。杨先生于此很加赞赏，称“深感君子之风”。由是而感慨系之，对世俗人的不良行为、卑劣行径加以鞭挞。因为当时已出现包括钱先生在内的一些名家书信被人抛售，流落市肆间，按内容、字数标价出卖，文化掮客大牟其利。他们将来往交流和体现友情友谊的私人函件作为交易的商品出售牟利，或肆意公开用以炫耀。信中指出的这三类情况，确实存在。而且后来愈演愈烈，至于登广告发消息公开拍卖。杨先生情操高尚，远离名利场，专心著述，从不张扬，但对于此等暴露隐私、侵犯合法权利的利欲熏心、沽名钓誉之举，深恶痛绝，十分气愤，所以怒加指斥。
我在信中言及，苏渊雷先生与钱先生为至交挚友，苏先生在世时，我曾观摩钱先生往还笔札和诗翰多首，俱极精美。故杨先生有“愿苏先生家人亦能如先生之为明哲君子，妥为收藏”之嘱。
现在，两位贤哲都已经离我们而去。我刊布他们珍贵的墨翰，写下自己的体会，是为了表达深挚的纪念，也是为了彰显他们为世楷模的高风亮节。
（陈增杰/文 温州日报2016-06-01/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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