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林沂终于出书了，集回忆录、研讨录、言论录于一书，名曰《三录集》，我为之由衷高兴并热情庆贺。林沂嘱我写序言，我虽然不在温州，知情不多，仍欣然命笔。
“人生贵相知”。我们在温州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引领下，开始了人生的起步，一起参加进步读书会，一起走向革命，先后加入党组织，1949年2月中下旬又一起紧张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逮捕，接着在上级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先后撤到浙南游击根据地，上山后又一起参加青训班，继续学习革命理论，投身于新的战斗生活。革命的战斗情谊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成了难得的知音，至今已历六十载。我俩一起成长，一起战斗的经历，在本书回忆录中都有反映。1950年以后，因工作需要，我俩虽各自东西，仍经常会面和书信往来，从未中断过联系。唐代诗人李商隐名句“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我俩的关系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林沂勤于学习，严于工作，勇于实践，善于钻研的思想作风，从解放初期工作中就显露出来，当时深得温州市委有关领导同志的赏识。林沂在人生的征途中，顺境时意气风发，逆境中从不气馁。在那左倾思潮泛滥、人际关系复杂的年代，虽蒙受冤屈，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仍坚守信念，矢志不渝。改革开放后我党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组织更加知人善任了。1986年10月至11月间，温州市委为加强对科教工作的领导，调整了温州八所高校、科研院所的领导班子，林沂也在其中。据当年11月30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报导：“原温州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一位主任，五十三岁，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学习刻苦，自学成才，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善于调查研究，写了不少理论文章，市委就大胆起用他为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这位被起用的人就是林沂。
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这样伟大的历史变革，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和理论交锋。在改革开放早期，“温州模式”尚处于孕育期，在温州市委党校工作的林沂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大事，他满腔热忱地奔向第一线，深入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写过不少颇有见地的理论文章，为“温州模式”的诞生热情呐喊。其中《论乡镇企业的“温州模式”及其发展战略》
一文，曾以卷首篇的位置发表在浙江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刊物《浙江经济》上（1985年12期），后来他还在该刊上发表另外两篇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文章。他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分析温州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战略高度提出相应对策，促使它健康发展。要不是他后来调任行政领导工作，在理论研究上还可能出更多成果。
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看来，林沂当属前三者之一。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承认人的思想总带有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这一点，林沂有自知之明。在林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研讨》的讲稿中，他曾提及：“理论的源泉在于实践，是实践的升华。”又说：“要知道，不成熟的理论总是和不成熟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不够成熟的客观原因。”我在电视大学担任过政治经济学辅导，深有同感。
人的一生，能勇敢地持续地站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为祖国为人民做了点什么，这便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实现了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偶像——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不虚度年华的名言。
也许，这就是林沂出书的本意吧。
（作者:徐中武 原海盐电大校长，海盐县退教协会名誉副会长，离休干部 20090125《温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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