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离家又是一年。那是回到温州的第二天，在宅居门口遇到蒋碧茹老师，久未见面，我高兴地招呼她，正想与她聊聊别后情况，不料蒋老师突然脸露悲戚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好兰走了！” “什么？！”
其实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内容已很清晰，但我还是禁不住惊骇地高声追问。当她再重复一句 “好兰三月十二日已走了”并向我简述她去世前后的情形时，我两耳嗡嗡作响，头昏脑胀。回想去年初春，我赴美前夕向她告辞的情景还历历如昨。就像鸟儿飞翔的一个来回，岂料这次待我回来，好兰却已彻底从人间蒸发，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说起我和刘好兰老师的结识，还得追溯到前世纪六十年代初，掐指算来，整整半个世纪了。
一九六一年秋，我从杭大毕业分配到温州师院中文系。虽然温州是我故乡，进温师院工作地不算生，人却不熟。那时温州师范学院刚渡过初创阶段，虽已规模初具，但学生和教职员工人数都很有限，故而参加了几次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后，相互就很眼熟了。
尤其是女教师，全校各系全部加起来也屈指可数。担任全校教育学教学的刘好兰老师抢先进入我的视野。她那双又大又清澈的眼睛和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首先获得我的好感。
据说好兰老师原是上海师大教师，为了支援新建高校的教学，和先生符丕盛双双携着两个幼女离开繁华的大上海，举家南下，到温州师范学院支教落户。这在当时，可谓是地道的 “新温州人”。后来进而知道好兰老师不仅毕业于名校北师大，而且还是研究生，这就更增添了我对她的一份景仰之情。要知道，前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院校里的研究生挺稀罕，更何况是女研究生。
刘、符两位来到温州后，不辱使命，担负起全校的教育心理学课程，课务之重可想而知,每年的教育实习工作重担也落在他们肩上。由于师资有限，本人虽担任的是助教工作，但每逢实习，也不得不和老教师一样要到实习一线的中学，去担任教育实习指导工作。作为一名刚毕业不久的新教师，自己的教学经验尚且不足，就指导学生去教中学，想起来心里就没底。好兰老师知道我初出茅庐，缺乏实习指导经验，凡我请教的，她总会不厌其烦地指点我。与她一起工作，让人如沐春风。
一次，一位在中学任教的早年学生拿来一篇有关教育工作的论文请我过目。论文中提到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那句 “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名言，我看完全文后，想多了解一些与此相关的论述，一时手头又无资料可查，即打电话请教好兰老师。好兰老师在电话里不仅介绍了夸美纽斯的生平，还扼要地阐述了夸氏这句话产生的坚实理论基础，以及当时的思想背景。事先并无准备，却能准确无误如数家珍地回答我的问题，她渊博而又扎实的专业学识，不能不令我叹服。或者可以说,夸氏先进的教育理念对于她来说，早已藏之于心，融之于血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来温执教，九十年代中期退休，好兰老师在温州执教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中，有相当一段时期正是政治风云诡谲多变，知识分子倍受煎熬的年代。好兰老师面对所有知识分子都难能逃脱的种种压力，却能凭借自己的睿智和良知，不亢不卑，不温不火，随波但不逐流，从容并且淡定地渡过这段岁月。同时又不失时机坚守自己的职业岗位，循循善诱地向莘莘学子传授具有普世共识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知识而不停息。
四十年的教学生涯, “润物细无声”,她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学知识的种子，通过广大学生遍撒在温州这片热土上。如果说，温州现在不仅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在文化教育建设上也有长足进步的话，那么这里就少不了好兰老师的一份贡献；她,有德于广大东瓯大地，有恩于万千浙南学子。
在工作上严于律己，孜孜不倦，在平日生活中，与人为善，胸怀爱心。记得一九六二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和好兰、万芳三人一起被分配到瓯北清水埠一个大队。三人同吃同住在一农民家，家中仅有一对年近花甲的夫妇。由于收了我们的饭资，虽然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这对老实的农民夫妇每天中、晚两顿仍尽其所能给我们煮红薯夹干饭，桌上还总摆放着三、四碗菜肴。因为那时粮食是计划供应，我们每人只能按计划交粮票，故而劳动之后很想饱餐一顿，但这最低的要求当时也无法满足。一天晚饭后，好兰拉我外出，突然把什么东西往我手里一按，并示意我不要吭声。我一看，竟是两只厚厚的饼，有点象芝麻饼，不过做工粗糙，上面也没有芝麻。但再粗的饼也必须用面粉做，我们每月定量二十多斤粮票只够吃饭，哪里还有多余的去买糕饼。未等我推托，好兰轻轻告诉我说，这是一位老师出差丽水特地为她带来的，内部供应，不用粮票。没有经历过那个饥饿年代的人们，也许认为这种小事，不足挂齿。但当时对我来说，这小小两只糕饼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充饥,那时她的这种行为也远远不能光从物质层面来衡量，它体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古有而厚重的仁爱之心，彰显了她一贯的利他精神。
来温州这么多年了，好兰老师仍不会讲温州话,不嗜好温州海鲜、菜肴,不爱参加温州一般老年人喜欢的诸如打牌之类的活动,除了同事，也没有旧亲老友可以常来常往(因为他们远在北方)。但是她并不孤单，她从容而又安闲地生活在她自己选择的生活状态中。我很喜欢看见她含饴弄孙时怡然自得的神情,夕照下她靠坐在公共绿地的石椅上休憩的身影，像一幅美丽的西洋油画。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化学系何道法老师家旁的院子。院子里有张石桌，四张小石凳。午后、傍晚，好兰老师总要来此与道法夫妇闲聊，过往的同事每见她在，也总掺进来聊天,大至时事政治，小至社会新闻，乃至家里大小琐事，人们都喜欢和她交流。好兰老师或精辟地点评，或加平和的议论，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俨然成了以她为中心的民间沙龙。道法老师的爱人玲玲女士为此还特设一张加了软垫的藤椅，专供她坐。芳邻的温馨呵护，老同事间人情的暖意，似乎为她略显单调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晚年的她，是一位装束俭朴、心气平和的普通老太太。汹涌的经济大潮，喧闹的市嚣，时尚，鼓噪，似乎一切都与她离得远远的。她在这个文化因素一向赶不上活跃的经济发展，既充满蓬勃生机又透出浓厚市侩气息的城市整整生活了五十年！她生活在其中，又似乎游离乎其外。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她自己独有的、有操守的知识女性的风骨。
呜呼，斯人已逝。但半个世纪共事与交情，好兰的音容笑貌却常萦绕在脑际，常觉得我还有问题请教于她，还有什么话要与她倾谈。但一切都已不可能。好兰老师走了，我深感难过和惋惜。不过终老是每个老年人都将面对的现实，谁也逃不过这个造化的安排。大哲学家罗素在他的名著《论老之将至》一文里，将老人的逝去比喻成为涓涓的细流汇入大海。他说，那样就“不再有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他还赞颂说：“能够这样理解自己一生的老人，将不会因害怕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
刘好兰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该校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她用自己平凡而勤勉的一生，忠实地践行了这一庄严的人生准则，最后将自己汇入了人类文明的海洋。
(李美溶/文 温州大学报2010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