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六(1909-1991),原名毓榛，温州瑞安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曾任瑞安中学校长，并于1942年创办高中部，使瑞安中学成为当时温属八县最早的县立完全中学。1946年执教于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曾任教导主任，兼教公民和历史等课。新中国成立后，复任瑞安中学教导主任兼历史、语文教员。1951年调入温州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晚年编著《瑞安百年大事记》和《瑞安文史资料》。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王超六先生，瑞安城关人士，曾多年担任瑞安中学校长，是瑞中高中部的创办人。解放前后，他曾两次在温师执教，第一次是在1946年至1949年，第二次是在1951年至1958年。在温师工作期间，王先生担任历史教师，兼任教导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务。1958年6月，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先生不公正地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回原籍交居民区管制劳动。直到1978年，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重新恢复名誉。1982年，先生被增补为瑞安县第四届政协委员，以后又连任县市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1983年，省人民政府聘请先生为省文史馆馆员。1985年，先生当选为温州市人大代表。
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少年即勤奋好学。1934年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回乡担任瑞安县立初级中学教师，从此立下终身为家乡教育事业服务的宏愿。1939年2月，省教育厅委任先生为瑞中校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烽火漫天，硝烟遍地，敌寇随时有入侵或空袭瑞安的可能，加上经费短缺，物价飞涨，办学条件十分艰难。但先生考虑到当时民众对教育的需求，毅然决定扩大办学规模，一方面在县城附近千方百计扩充校舍，同时在条件较好的乡镇增建分部。这是先生上任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当时扩大办学所需经费，完全靠先生艰辛向民间筹募所得。1941年4月19日，日寇600余人由水路入侵瑞安，在城内大肆掠夺破坏，瑞中也同遭浩劫。经历这一场灾难以后，先生决心加速分部建设，亲自下乡考察地形，落实校舍，安排老师。殚精竭虑，终于建成大峃、碧山两处分部。城内计划扩充的校舍，经过先生的不懈努力，也得以如期完成。
先生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创办瑞中高中部。1941年前温属八县只有温中、温师两所高中，温中因避日寇侵扰迁往青田，温师则迁往泰顺，瑞安及附近各县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就近升入高中。先生为了解决瑞安及附近各县青少年读高中难的问题，也为了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大业，以极大的魄力排除各种困难，于1942年秋季，创办起瑞中高中部。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先生多方聘请名师，并加强教育管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各大学迁回原地招生，瑞安中学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有30人，考取中央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居然有二三十个名额。因为当时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有的学生一人就考取几个名牌大学的名额。一时间瑞中在省内名声大振。瑞中如今跻身国内名校行列，饮水思源，先生当年的开拓之功值得永久纪念。
先生德行高尚，严于律己，自奉俭朴，乐于奉献。先生担任校长以后，深感学校图书资料不足，就把岳父留给他的一套哈佛丛书连同书柜，全部捐赠给学校。这套丛书是他的岳父项骧先生留学美国时购买的，家里人视同珍宝。1944年秋季，学校因避日寇侵扰，迁至仙降常宁寺上课，那里的生活条件较差，学生对伙食不满而意见纷纷。先生当时已辞去校长职务，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当先生了解到伙食不好和物价上涨有关，便从家里拿来许多粮食补贴给食堂，并责成食堂承包商努力办好食堂，从而安定了学生情绪。至于先生拿出自己的收入帮助外地教师、困难员工和学生，这样的事例则不胜枚举。先生宅心仁厚，爱生如子。有一次分部上报要给两名学生开除学籍处分，先生提笔改为“准予继续升学”。这两名学生不负先生的期望，后来终于成为有用的人才，其中有一名还成为名作家。此外，每次空袭警报拉响时，先生总是组织全校师生进入安全地带以后，自己才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先生爱国救亡，大义凛然。抗战期间，温州、瑞安几度沦陷，汉奸的气焰相当嚣张。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学校定期组织师生学唱抗日歌曲，还不时上街下乡宣传演出，唤起民众的抗日觉悟。先生追求真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解放后，先生参加政治学习，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认识到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在土改前夕，就把家中所有的田地和出租的房屋、店面都捐献给政府。1951年，全国开展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运动，先生把家中值钱的古玩和夫人陪嫁的金银首饰统统拿出来捐献给国家，还送他的大儿子参军，走上保家卫国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儒家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先生对于真理的态度，显然比儒家还进了一大步，先生是“朝闻道夕必躬行”。有人说先生的思想受古代墨家的影响较深，很有道理。
解放初期，先生热情接受革命新思想，并用实际行动积极拥护革命，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褒扬。1949年，中共瑞安区委评先生为开明士绅。1954年，瑞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先生是代表会议常务委员。
1951年，先生第二次进温师工作。在温师的最后两年，我和先生有过“同事”之谊。那时我是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先生是一位有声望的老教师。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礼数特别周到，在我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我还听说先生的文史功底很深厚。1956年下半年，当时全国喊得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是“向科学进军”，于是学校领导就请先生为文科教师开设讲座课。我虽是理科教师，也每课必到，有时还记些笔记。第二年上半年，政治气候突变，先生的讲座课当然也就停开了。先生在温师的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学校领导向先生宣布处理意见之后，组织上派我去陪伴他，大概怕他一时想不开而发生不测。于是一老一少，彻夜长谈。先生当时问我，他下去劳动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学校是不是会叫他回来工作？我很肯定地回答他：这是一定的。对于知识分子，党不是有一项“给出路”的政策吗？其实我是大大地弄错了。“给出路”政策只适用于“右派分子”，不适用于别的“反动分子”。先生这次回乡“劳动锻炼”的时间，竟比苏武北海牧羊的时间还要长。那天晚上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先生。岁月如流水，我最后悔的是，1978年以后，没有积极打听先生的下落，没有去探望他一次，向他问声好，祝贺他解放。真是遗憾终身！
先生1958年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过了二十年清贫屈辱的生活。先生深信：“历史无情却有情”，“公道自在人心”。先生不怨天不尤人，依然踏踏实实做事，坦坦荡荡做人。在接受“管制劳动”期间，先生不顾年高体衰，不管任务多脏多累，总是认真去完成，不久就被指定为“五类分子”小组长。对于这一份“差使”，先生照样干得尽职尽责。先生生平爱好兰花，他的人品也像兰花一样，哪怕生长在荆棘丛中，也照样散发出淡雅的清香，表现出君子的风度，保持其高尚情操而不乱其方寸。二十年间，先生断绝了一切社会交往。路上碰到熟人，即使是自己的亲哥哥，也不打招呼，总是低头敛目匆匆而过。并不是先生自惭形秽，而是怕连累人家。幸亏先生一家妻贤子孝，家庭的温暖帮助先生抗住了世俗的压力。
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先生又恢复了往日待人热情而彬彬有礼的作风。为了弥补失去的时光，除了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以外，先生竟日笔耕不辍。他在政协负责编辑《瑞安文史资料》时，认真搜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一百余年之间，有关瑞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量历史资料，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编成《瑞安百年大事记》，计七万余字。大事记内容丰富，史料翔实，采用“口碑与史料相结合，熔遗史轶事与重大事件于一炉”的手法编写成书，可供编篡地方志与中小学乡土教材作参考。这是先生晚年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又一重大贡献。先生同时还撰写出“章安四贤”、“五黄先生”、“东瓯三杰”、“十大才子”、“朴学大师孙诒让”等重要史料，零零总总，也有好几万字，对研究地方文化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因年迈体弱，先生于1991年7月30日与世长辞，享年83岁。为了纪念先生对瑞安中学发展所作的贡献，2006年5月，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瑞中校友会倡议，为先生在瑞中校园铸塑铜像，这一倡议得到海内外广大校友的支持。先生的铜像已于2010年瑞中百十周年校庆时建成并揭幕，长供百代瞻仰。
哲人已远，风范犹存。谨作俚歌一阕，以寄景仰之情。歌云：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栽桃育李，造福家乡。
国难建校，济危救亡。
追随革命，襟怀坦荡。
蒙冤廿载，守志如常。
荣辱不惊，国士无双。
（作者杨章尧，1956年开始任教于我校，教授物理课。1997年退休后，返聘至我校教师督导室工作，直至2006年。）
（温州大学报20130330/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