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温州都市报》开设《温州学人对话录》，委托我主持采访。我首先想到了您，因为您的《叶适与永嘉学派》论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我想把您介绍给读者，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治学经验和治学成果，以便扶掖后学。
周：我个人没有什么噱头，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只是与你一样当过记者、编辑，还教过书，说说永嘉学派还是有兴趣的。
金：今年您已经83岁高寿了，有人说，人生的财富不是岁月而是经历。回眸你漫长的人生总该有许多的感悟吧。
周：我出生在平阳县塘川乡（现已并入鳌江镇），在襁褓之中，我的生母就因肺病去世。祖父是个蒙馆里的教书先生，父亲长期担任塘川小学和附近垂阳小学的校长，39岁时因子女多，收入微薄，工作繁忙，患病卒于校长任上。全赖祖母将我养育成人。因而从我年轻时起就过着清贫的生活，而且一生坎坷，祖母对我的养育之恩，至今难以忘怀。
金：我听说您的原名是周大川，因一次考试而改为周梦江的。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时有发生，比如李四光，原名李仲揆。您的改名也与李四光相似吗？
周：稍有不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于9月到当时温师设在平阳郑楼的简易部读书。4年后毕业，在鳌江小学教书，因得罪当时的县教育科长，便到福建投靠亲戚了。在闽期间，以为会计职业是个硬饭碗，正遇上福州一所会计学校招生，但郑楼的4年我只有简师文凭，于是买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并改名周梦江，考入这所学校。从而，改名后的周梦江三字一直使用至今，但会计这门学问，因不合个性，始终没有学好。
金：人生时常有种种变数，有时变得绚丽多彩，有时又变得扑朔迷离。而社会的变数比之个人更深刻、更复杂。在您的经历中，为一篇文章而牵累，结果从平阳逃到温州，再经上海到了台湾。这一逃改变了您的人生命运。
周：是啊！1945年抗战胜利，我从福建福安《南方日报》离职回家乡看望祖母。我表弟王思翔（张禹）在这时写了篇《春暖花开之前》，发表在《东南日报》上，揭发平阳县长张韶舞罪行。张韶舞得知后追查报复，我被牵连，两人只好结伴逃亡，一直逃到台湾。
在台湾，我前后在台中《和平日报》和台北《中外日报》任编辑，后因“二二八”事变，又被当局追捕，幸喜得到当年同学曾本立的帮助，逃回温州。以后在温州《中国民报》担任副总编辑代理总编，1948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被分配到瓯海中学（温四中前身）教书，每天从家门到校门，不走亲戚，不交朋友，有空就到市图书馆看书。
金：据我所知，当时的温州市图书馆确实为好多文化精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做学问的天地。这与当时的馆长梅冷生先生的爱护关怀分不开，同时也是图书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贡献，许多学者至今仍念念不忘。
周：确实。我就是从梅冷生先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的。梅先生是温州著名学者、诗人，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他上班时间很忙，啃馒头当午饭，中午不休息，仍伏案读书。我与他熟悉后，经常是第三节课后就带着馒头从蛟翔巷走到沧河巷图书馆看书，利用午休机会向梅先生请教，几年下来，解决了我读古籍的一些困难，如读音、断句等等，一篇古文如果读不断，就不能领会。有时梅先生还特许我将书借回家读，这真太好了。我在瓯中的邻居林稷若国学功底很深，我有时便向她讨教。开始时，我仅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历史书读，一次偶然机会从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得知历史上有个学派为永嘉学派，其集大成者叶适是温州人，于是就开始关注叶适了。几年下来，我读了一些书，包括永嘉学派学者的著作，也抄了一些资料，可惜大都在“破四旧”中烧掉了。做学问真是离不开良师益友啊，我就是从“图书馆大学”毕业的。
金：许多人把磨难变成财富。您在磨难中甘于寂寞坐冷板凳，发愤读书充实自己，真是我们晚辈的楷模和榜样。看来人只要认真做一件事，咬定青山不放松，总会有成果的，您就是坚持数年的苦读才有了硕果累累的收获。
周：你的话不错，可是要想做成一件事单单靠自己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待机会的降临。如果没有1977年调入《汉语大辞典》温州编写组，我仍将是一事无成的，这是天赐良机。进编写组后，特别是“四人帮”粉碎后，我也落实到温师院中文系。这里有时间，图书又丰富，我如同行走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同时学术气氛开始活跃，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于是我在公余之暇，将过去抄录的永嘉学派资料加以检阅和研究，开始撰写论文在国内报刊和一些大学学报发表。
金：一个人的命运时常与社会紧密相连。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机遇应该是改革开放给温州社会带来的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州私营经济飞速发展，“温州模式”名扬天下，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并且开始注意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而您的研究为“温州模式”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文化依据和历史依据，因此您的研究就更显得有价值，更有现实意义。
周：的确。滚滚的改革浪潮，给了我很大的感染力，我开始了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思考，当然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我从叶适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入手研究，从中发现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与温州经济有着历史的渊源。现在看来这对当时的“温州模式”研究还是有点用的。
金：现在我明白，您的成名作《叶适与永嘉学派》一书，是在您多年研究温州乡贤和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些脉络、构件和人物，完成了您对永嘉学派研究的构筑，可以说出书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
周：是吧！在《叶适与永嘉学派》一书出版之前，我先从事叶适生平的了解，写有《叶适著作行年小纪》，后增补成为《叶适年谱》。之后，再搜集叶适及其师友、门人思想等资料进行逐个研究，逐步完成《叶适与永嘉学派》一书。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利于问题的深化，论述也可扎实些。正如您说的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永嘉学派，最初为薛季宣所创，后被弟子陈傅良继承，最后由出生在瑞安、后迁温州水心、人称“水心先生”的叶适集其大成。永嘉学派主张事功，不耻言利，反对传统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思想，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以富人为社会中坚，承认雇佣的合理；在哲学上则主张道不离器，体用一源，对历史上各家各派，随其深浅，均予品评；在政治上则针对当时南宋时局而提出一些改革意见。在当时与朱熹理学派和陆九渊学派成为鼎立三分之势。但南宋晚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叶适晚年学生陈埴也转向朱熹道学，永嘉学派渐不为当时人所重，著作亦大多失佚。
金：您的大作《叶适与永嘉学派》我曾经拜读过。全书以叶适为轴心，展开纵横的考证、联系、比较，不仅系统地勾勒永嘉学派的思想特征及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而且还探讨了永嘉学派与当时的其它学派的广泛交往，比较了他们的不同，不仅为今天的温州找到了文化和历史的渊源，同时也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我认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很高的，真是可以藏诸名山，传之后人。
周：谢谢你，过奖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出版这本书也是不易啊。1982年我动笔写《叶适与永嘉学派》，三年后，我将初稿用油印小册子分给漆侠、徐规、张立文、潘富恩、王凤贤等专家审阅。然后采纳他们的一些意见又进行修改。其中对我帮助最大是徐规教授，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非常的敬佩，取为模范。可是出版仍非常困难，书稿在出版社几乎耽搁了五年之久。199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同意出版了，但要书号费，我陷入了窘境。真要感谢当时的市文化局局长潘忠乐，他很看重这本书，表示千方百计要帮助我，不说别的，与杭州古籍出版社的电话联系也不知花费多少。最后是他找到一家外贸企业为我解决了部分经费，加上省市社科联和永嘉县委的帮助，才使这本书出版问世。
金：您的大作出版后一炮打响，好评如潮。1993年初，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率先发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徐洪兴教授的评论，记得好像是我看到后把报纸送给您的吧。
周：是啊，你把那天的《文汇读书周报》送到我家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关此书的评论。以后就多了，不仅北京、上海、杭州、香港的一些刊物发表书评，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在台湾《汉学研究》上撰文，认为这本书优于过去一些论述浙东学术的书籍，而且连日本、韩国的学者也关注永嘉学派的研究。日本一些学者如冈·元司等撰文介绍。韩国韩神大学中文系主任曹在松也写信交换意见，写有《叶适经世思想研究》一书。
金：省社科院王凤祥先生说，研究一个人易，研究一个学派难；研究一个学派易，研究学派与其它学派的关系难。而您就是这样全面深入地研究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您的这本著作开创了温州学者研究永嘉学派之先河，拓宽了温州古代地方史研究的范围，同时弘扬了永嘉学派的各种思想，奠定了永嘉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我觉得，您的《叶适与永嘉学派》还把永嘉学派和温州文化推向了国际的学术界，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关注。去年就有韩国、日本的几位学者登门拜访、讨教，可见受到您的学术影响了。这是您的成功，也是温州的荣幸。
周：这是我遇上了好时机，没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怎么有可能写出东西呢。眼下研究叶适与永嘉学派的书还是很有限，我这几本小书如果还有点参考价值，就算我为大家提供研究线索。现在我的岁数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
金：周先生，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您的研究激情至今不减，令我后辈汗颜啊。这么些年来您已经写了10本书，发表了100多篇论文，确实硕果累累，《瓯越文化丛书》中有您的《叶适评传》；在我的书橱里有您校点的《陈傅良文集》《周行己集》等等。您的著作还多次获奖，除《叶适与永嘉学派》获得浙江省教委科研二等奖和省市社科优秀成果一、三等奖外，《叶适年谱》也获得省市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这是对你几十年耕耘的回报。我知道您是位闲不住的老人，目前手头还有书在写吗？
周：刚刚把《二郑集》整理出来，这是为《温州地方文献丛书》辑集的，正准备出版。“二郑”，实际是“三郑”，郑伯熊、郑伯谦之外附有郑伯英，他们都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也算是我对永嘉学派研究的再出力。
金：出版后我一定认真拜读，您的书我喜欢。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特约主持：金辉）
（温州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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