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马锡鉴 训诂专家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委 温州师专前副校长 教授（以下简称马）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汉语大词典》十二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汉语词典。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就确定编写，周恩来总理在病床上批准了这项国家级重点项目。编纂历时十多年，千余专家学者从一万多种古今图书报刊中收词制卡，积累资料卡片八百多万张。特别是一批著名学者和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前辈参与总体设计。吕叔湘先生亲任首席学术顾问，罗竹风担任主编。
1994年5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庆功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接见了《汉语大词典》的部分人员。《汉语大词典》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优秀图书(1991～1993)荣誉奖及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各项殊荣。
当时温州也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写，马锡鉴先生为《汉语大词典》编委之一，并担任《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负责人。
马锡鉴，字式教，1919年5月7日出生在平阳县昆阳镇一书香门庭，年幼聪颖好学，7岁入学，初小毕业又从父读私塾，后在平阳县小读高小。初中从温州中学毕业后，投考温州师范，再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国文系。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绍兴中学、嘉兴师范、温州师范、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浙江教师进修学院、浙江省教研部、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任职，退休前曾任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温州师范专科学报》主编。上世纪80年代，担任国家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汉语大词典》编委，兼任《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负责人。
长期以来，马锡鉴先生从事中国文学史、《诗经》、《史记》等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在教学中善于突出重点，纵横比较，综合分析，深得学生的喜爱。同时，他在教学中爱生如子，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桃李满天下，是温州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学者之一。在担任《汉语大词典》编委期间，马先生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8年期间带领编写组成员编撰释文120万字，为提前《汉语大词典》部分条目的编写任务做出了贡献。专家评价他的学术水平为“精晓文字之学，熟谙经史子集。”《汉语大词典》浙江省编写组对他的工作鉴定为“凡经过马锡鉴审阅的释文稿，确实订正了错误，丰富了内容，明显提高了质量。”
因为敬仰德高望重的马锡鉴先生，早在2005年下半年《温州学人访谈录》专栏开办伊始，我们就计划采访。只是在联络中得知他不慎骨折，卧床不起，无法作答，我们只得作罢。2年多时间过去了，听曾经与马先生共事的周梦江先生说，马先生身体有所康复，可以采访了。
于是我们登门造访马锡鉴老先生。90岁的马老先生仍卧身在床，他听到我们到来，连声说，请坐，请坐。老人的声音颇有底气，特别是思维清晰周密，记忆力如旧。只是有的话语我听不清楚，是师母帮助解释的，而马先生仍可纠正师母的记忆。马老先生与师母是同学，几十年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话说当年温州编写组
金：《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十多年了，可谓如同春燕飞进了寻常百姓家，读者对此词典评价甚高。我们作为晚辈，仍很想了解当年您参与编纂时的情景。当时正值“文革”，您是怎么参加编纂的？当时温州地区的编写任务主要是由您牵头负责的吗？
马：1975年国家决定编纂《汉语大词典》，这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我省于1976年成立编写组，温州迟了一年。1977年我在温州师专任中文教师时，地委宣传部部长董锐同志召集我们开会，成立《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辑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万里任主任，下属成立《汉语大词典》编写组，我任副组长。我们编写组开始由金徐栾、胡福畴、洪瑞钦、陈增杰、阮延陵和我6人组成。8月，我们在温州师专开始工作，那时，办公条件不怎么好，连办公室也没有，只得把学校的大教室改造成编写组办公室。9月份，我到青岛参加《汉语大词典》全国编写工作会议，我们接受了“寸、戈、矛、山、户、巾、支”等七个部首一万余条目的编写。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我们的热情很高，大家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着。
金：当时仍值“文革”后期，极“左路线还很盛行，人们还不敢做学问，更不敢论文著书，担心被扣上帽子。而您这时去承担此重任，并把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搜罗集中了起来，不仅为完成《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任务找到了业务骨干，同时也给当时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学者提供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编写组成了培养人才的平台，这是确实不易。您还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吗？
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人啊。不过，我是爱才的。浙师大中文专业毕业的陈增杰是位功底扎实，不善言辞的学者，长期在温师专的函授部当一名教师，专业能力未能得到发挥。我把他调到了编写组，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对《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作出了贡献。他撰写的《〈汉语大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一文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被举为能反映《汉语大词典》编纂和科研水平的代表性论文。后来，他还应聘为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学权威杂志《辞书研究》的特约撰稿人。自学成才的张如元，来编写组之前是一家工厂的工人，但他年轻有为，手脚勤快，工作热情很高，后来成了温师院副教授。我们还聘请了从东北回乡的著名历史学家苏渊雷先生担任顾问并参加工作。还有马允伦、杨奔、周梦江、郑张尚芳、沈洪宝、徐顺平、高益登、潘悟云、朱烈等都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他们是治学严谨的学者，编写组真是人才济济。由于编写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温州地区编写组是全国第一个提前完成任务的地区编写组。不仅如此，我们还承担了省内其它地区编写组未完成的任务。
夏承焘:“此君笃学可爱”
金：有专家评价温州地区编写组的编写质量是全国最好的单位之一，得到《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蒋礼鸿的肯定。编纂辞书是您的专业吗？您当年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还记得当年在大学里学习的情景吗？
马： 要我参与编写《汉语大词典》当时确实也没有其他人选，专业也算是对口的。我是1943年先在温州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之后，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国文系的。我喜欢读书，也还是用功的，时常孤灯伴读，夜深忘寝。郑奠、李笠、夏承焘、徐振锷等著名教授都曾指导过我的学业，影响我终生，难以忘怀。记得读大一时，夏先生教我们《文选》，我常上门请教，夏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我爱护有加，常常长谈到深夜。因此，夏先生在他1944年2月3日的日记中提到我：“马锡鉴来久谈，……此君笃学可爱。”1945年，我获得了国家青年奖金，还担任浙江大学学生会学术股长。在大学读书时，我已经在《泱泱》、《妇女》、《文史》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散文，如《论〈关雎〉三章》、《杜少陵夫妇》、《缅怀先师刘公次饶、亡友薛君天模》等，获得好评。徐振锷先生肯定我的散文：“静穆如宋人。”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夏先生认为宋人的文章是最好的，特别静穆。
金： 久仰先生。但仅闻先生德高望重很有学问，并不清楚您年轻时的辉煌经历，更不知晓您与夏承焘先生等著名教授的交往，这也是弥足珍贵的温州地方文史资料。那么您读大学之前是怎么会选择读文科的？是小学、中学时就开始喜欢的吗？
马： 是的。我的初小是在昆阳乐群小学读的，毕业之后父亲在家中教我读《诗经》、《孟子》、《左传》等，并涉猎文史名著，如《史记》、《杜诗》等。这对我语文成绩的提高作用甚大。12岁，我到平阳昆阳镇小学读高小时，学业成绩斐然，崭露头角。一篇《苏氏花园记》曾在平阳县高小学生优秀作文展览会上展出。14岁时，我在平阳县高小会考中成绩名列第三，作文为冠军。在平阳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刘绍宽先生。1940年我写了千余字的《宋平子传》，取意梁启超“东瓯布衣识绝伦。梨洲以后一天民”意，突出宋氏经国济民之学。我递小稿请教于刘先生，他阅后莞尔一笑说：“知人论世，庶几近之。偶有疏误，今为订正。文辞欠佳处，略作润饰。”当取回稿子时，刘先生的眉批总评竟逾千字，修改、润色、又达十多处。他的认真治学之品德影响我一生。他在旧教师节大会上，称我是“平阳的读书种子”，而他的孙子考上清华大学却一字不提，使我深受感动。
与棋王谢侠逊为世交
金：哦。刘绍宽先生是温州近代史上著名学者、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他曾创办温州一中、温州十师、平阳一中等24所学校，也是浙南地区结束私塾实行新学制的先驱。我还听说，棋王谢侠逊与您家是世交，其中有许多故事，是吗？
马： 这要从我父亲说起。先父名廷驹，字醴泉，晚清禀生，民国初曾任平阳县教育会副会长、瓯海道谘议。一生淡泊名利，爱好兴学育才。棋王谢侠逊是父亲寄予厚望的学生。他幼年颖慧好学，但家境贫寒，意欲退学。我父亲登门家访，劝说他父亲让侠逊继续读书。
我父自办家塾，从不计较侠逊的学费，有时减，有时免。一日，见侠逊为节省计，铺沙练字，就赠他纸笔，教他临摹碑帖。后来，侠逊以棋艺扬名天下，诗文亦功底深厚，他曾回忆往事说：“幼少时埋头苦读，使我早具文史根底。马师谆谆教诲，领我步入治学门径。”
父与棋王的师生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兼有朋友之间的赤诚和真挚。侠逊外出工作，我父常去看望侠逊的家眷，关心他们的生活。谢家母子很尊重我父亲。1938年，侠逊次子秉淞决心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谢夫人不谙时局，难以定夺，出于对我父亲的信任和敬仰，偕秉淞前来请教。我父亲大力赞扬秉淞年轻有志，鼓励他北上抗日。秉淞得遂所愿，十分高兴。
1941年，我家住屋被日机炸毁，家境顿蹶。侠逊当时虽远在重庆，但时常记挂我父亲，嘱其子前来慰问。我的大哥马志陶，曾师从棋王谢侠逊，师生情谊亦笃厚。上世纪二十年代， 我大哥负笈上海，就读于艺术研究所，常借宿侠逊沪上寓所，极承照顾。“文革”期间，我尚在杭州省教研部工作，受到批斗冲击，周围不少人不敢亲近于我，而侠逊照旧来我家问候，如沐春风，铭记终生。如今我们后代仍为亲密的世交，传为乡里美谈。
金： 您曾任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温州师范学专科学校学报》主编，而且是温师专评上教授职称的第一人。大家都很敬佩您的学问，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学术成果吗？
马： 我的论文不多，主要是《关于〈梅尧臣诗选〉注》、《杜甫的妇女观》及训诂学论文等几篇。因此，上世纪80年代评教授职称时也有人认为我的论文数量不够，是著名学者徐朔方的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论文不在于多，而应重质量，马锡鉴的论文质量很高。
我的《关于〈梅尧臣诗选〉注》、《杜甫对妇女的态度》两文原载《文学遗产》，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有一定的影响。
《梅尧臣诗选》是朱东润先生对宋初诗人梅尧臣的研究成果，致力颇深。不过，我对《梅尧臣诗选》的注进行研究时发现，该诗选在词语训释方面疏误较多，《关于〈梅尧臣诗选〉注》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杜甫对妇女的态度》，评价也甚高。
金： 编写《汉语大词典》部分条目对于您来说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也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活动，对此您有何感言？
马：《汉语大词典》是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编写组中有些是重点大学承担的，条件比我们优越得多，但我们比他们早些完成任务，主要是靠大家勤奋工作。“为学贵在勤，唯勤能补拙，学程险峰多，攀登需勇决。”这是我鞭策自己和勉励大家的话。
马锡鉴先生视学生如己子，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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