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文化界，张如元既是一位才艺兼具的书画家，又是卓有成就的文史学者。我认识张如元老师二十余年了，一直想为他写点文字，可是谦退低调的他总是说自己只是书画和文史的爱好者，换着玩玩以增加生活情趣，即使有什么可取，纯属侥幸，无学历，无党派，“壮不如人何况老”，没有什么可写的。万不得已，我只得就自己平日所知，在这里做点介绍。
张如元，又名张弢，别署勤屩庐，1946年6月出生于温州劳动人民家庭。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客座教授，曾任温州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温州市书协副主席、东瓯印社社长等。擅长书画篆刻、特别擅大篆和行草，对诗词、古文字、训诂有较深的研究。主要著述有：《汉字形音义演变大词典》、《玺印文综》、《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丛札》、《〈汉书人名索引〉疏误考辨》、《汉书标点商榷》、《〈水经注〉标点疏误举例》、《王十朋〈宠示室铭帖〉真迹考实》等；近几年主要从事温州地方文化的研究，出版有《瓯海轶闻校笺》、《东瓯诗存校补》、《永嘉鹤阳谢氏家集考实》等专著。
张如元于1962年考入温州工艺美术学校国画班。1964年师从著名篆刻家方介堪先生。1965年下乡插队，后在无线电十厂当工人。十年浩劫期间，在梅冷生、徐堇侯、吴天五、苏渊雷等温州前辈学者的奖掖与指导下，刻苦学习文史，对《汉书》、《资治通鉴》和秦汉战国史下过切实功夫。1977年，经专家荐举，被抽调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编写，是当时浙江省编写人员中唯一的集体编制青年工人。因水平突出，于1982年调入温州师范学院《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工作。1984年国家教育部教办字〔1984〕122号文件指定他为《汉语大词典》审稿定稿人员。1989年，他转到温师院美术系，讲授书法、美术史与山水画，1997年任美术系主任。2002年聘任《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形系主编。2003年至今在中国美术学院兼职讲授古文字学和书画题跋。退休后，温州博物馆邀其担任学术顾问，为他辟有专用工作室。
参编《汉语大词典》
参与编撰《汉语大词典》是温州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张如元人生转折的关键一步与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
《汉语大词典》全书共12卷37.5万条词目5000万字，是1973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确立的项目。1975年8月21日，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由上海、江苏、浙江等华东五省一市合作编撰。1977年，温州编写组成立之后，先后从全市各单位抽调十多人，自学成才的张如元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编写工作不仅使他的学术研究从此变业余为专业，还实实在在地充实了学识，提高了学术品位，同时也掌握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他给“户籍”一条释义时，就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翻阅了二十四史里有关记载和一些专著，经过概括归纳，最后写定：“登记户口的册籍。古时也称户版、丁籍、黄籍、籍帐。我国户籍制度建立于春秋、战国之交。《管子•禁藏》已有“户籍田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战国初期政治经济尚较落后的秦国于献公十年实行“户籍相伍”的制度。《汉书•地理志》保存了最早的全国户口记录。以后历代均定期分类审编，用以稽查人口，征课赋税，调派劳役。隋炀帝大业五年、明太祖洪武 三年都曾进行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清雍正时将丁税摊入田赋，户籍失去征调赋税的作用， 乾隆三十七年遂停止编修。解放前旧中国的户籍属保甲制度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记录各户成员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婚姻、文化程度等项，主要用于社会管理和人口统计。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其中“主要用于社会管理和人口统计”这句话，以前的《辞海》只讲“主要用于人口统计”，张老师认为它既不合实际也不全面，于是加了“社会管理”这句话。审稿时，专家们对这条释文能扼要综述我国二千多年的户籍制度的历史沿革，很好地体现辞书对科学性、知识性的高度要求，赞赏有加。在该词典中“寸”“巾”“口”“山”“戈”“支”等部首里的许多词目也凝聚了他类似于上述“户籍”训释的许多心血。毋怪温师编写组负责人马锡鉴教授把张如元与陈增杰、潘悟云称为“温州词典组三杰”。
点校地方文献
2001年7月，温州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温州文献丛书》启动。该丛书系统整理北宋晚期至近现代温州籍学者重要著作，时间跨度大，文化领域广，规划近50册共2000万字，主编请张如元负责其中的《瓯海轶闻》和《东瓯诗存》两书的校补笺释。
《瓯海轶闻》原书58卷约95万字，是一部上起宋代下迄晚清的温州地方史料汇编。该书以较大篇幅展现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全程，而且兼顾了现存温州方志中被忽略的大量文化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编者孙衣言历经18年完成了前面20多卷定稿，对后面的30余卷因年迈体衰，心有余而力不逮。其子孙诒让继续编订工作，然而直至孙诒让逝世，编撰工作仍未完成。孙诒让之子孙孟晋在家国历经变故的艰难复杂情势下，筹措经费，节衣缩食，经过18年的努力，终于在1926年将全书刻印完毕。然而由于刻印匆遽，书中讹夺衍缺严重，有几卷甚至墨钉遍布，阅读引用，非常不便。张如元老师在校补笺释过程中，不仅补充与纠正原书材料之阙遗讹误，对一些史迹不明的较为重要人物都做了较多的充实，还酌情辑录一些重要人物的佚文佚诗，补充的文字多达10来万字。我国资深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魏同贤先生在审读《瓯海轶闻》整理点校稿时，做了高度评价。他写道，“当了一生编辑，审读了一辈子的稿子，每读到不理想的作品，不免心烦；而读到优秀著作，便心情舒畅，快意丛生。此次读到张如元君整理（标校、校笺）的孙衣言编撰的《瓯海轶闻》，就让我再一次体验了后者所带给我的舒快。”赞扬张如元是“孙衣言的功臣”。
《东瓯诗存》是清乾隆末年永嘉曾唯辑录的温州自宋代至清乾隆年间的诗歌总集。限于当时的条件，《东瓯诗存》不仅在求“全”方面存在很大遗缺，而且其中的“作者小传”也显得十分简陋。张如元在完成全书的打印与初校后的一年时间内，将主要精力放在增补材料的搜集方面，共补收诗人近300家，诗1000余首，并致力于全书作者小传的撰写，同时对部分作品做了必要的注释，使读者能获“知人论世”之助。
由于张老师对地方文史的深入学养，今年刚启动的新一轮《温州市志》编委会聘他担任顾问。
攻研古文字
1963年春，张如元在温州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期间，拜访老一辈篆刻家方介堪先生时，方先生对他说：“学篆刻并不难，掌握刀法，刻三五十方汉印即可把握其法门；然学篆法却不易，关键在于解决文字的问题，这就要非熟读《说文解字》不可。”张如元从此之后经常翻阅《说文解字》，后来参加《汉语大词典》编撰，把《说文解字》作为掌握训诂学最基本的工具书去研读，居然把当初为了学习篆刻而读《说文》初衷抛在了一边。而令方介堪想不到的是，当初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居然促使张如元先生后来胜任他的遗著《玺印文综》的整理。
《印玺文综》是方介堪汇集战国秦汉玺印文字，取材丰富，钩摹精致，但在抗战期间遗失了其中的一部分。此后五十年间，特别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方先生总想把凝聚着他前半生心血的残稿整理出版，但都以资料短乏，体力不支而罢。在后来的交谈中，发现张如元对古文字已经很有研究。1987年春，方老终于自知来日无多，考虑再三，觉得在自己亲属学生里，只有为人厚道治学严谨的张如元能托以此事，于是将《玺印文综》旧稿交由张如元整理。张如元日夜兼程，8月初，将1至5卷的整理稿送到方老病榻前时，方老虽已神志模糊，但感奋地用双手翻弄抚摸。20多天后，他就辞世了。在几位学生的协助下，张如元先生完成了全书的整理补辑，于1989年3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3000册，此后又连续印刷了好几次。作为治学严谨的张如元，尽管对该书还留有许多遗憾，但它现在已成为篆刻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也算是自己对方先生的一个交代。
《汉语大词典》编写任务完成后，张如元老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古文字研究。1996年发表《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丛札》一文后，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裘锡圭教授来信，“您独学无友，资料条件又不好，能有此造诣，我十分钦佩。”
2003年，张如元被中国美术学院聘为院外教授，为书法系学生讲授古文字学。张先生深入浅出地将深邃、晦涩的古文字讲得妙趣横生，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书契学有了深入的了解与理解，产生了极好的反响。这类例子很多，如讲“敏”字，张老师便把“妻”、“妾”、“奴”、“捷”、“疌”、“追”等字串起来讲。他说，若把“敏”字讲成是形声字，这很简单省力，但是要把它讲成是形声兼会意字，就要花点时间与功夫了。张老师说， “敏”字里的“每”其实是长着辫子、胸部乳房已经发育的女子，“反文”是手（古文字里的“手”绝大多数用“又”字表示）拿着用以击打对方的棍棒之类，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男子要袭击女性，而女性反应敏捷，使得男子的袭击没有成功。结合上古时代的抢亲习俗，女子没有被袭击成功，这是“敏”的本义。如果女子被男子抢到手，就成了“妻”字（现在“妻”字中间那一部分就是“又”字的变形），被抓住成了男子的老婆。而“疌”字表示男子跑得快而成功抓获对象。《说文》：“疌，疾也。”说明“疌”是敏捷的本字，它的字形应该是“从妻省”，本来是指成功抓获女子。“捷，猎也；军获得也。”“捷”是“疌”的孳乳字，从“六书”讲，“捷”是“疌”的转注字，“又”本来就代表“手”而后来因变形很难看出才再加“手”作为偏旁，词义也扩大了，凡是狩猎、战斗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可以称“捷”，“捷”涵盖了“疌”，以致后来“捷”取代了“疌”，即所谓的“捷行而疌废”。女子被抓去后，不一定驯服，为防止女子逃脱、反抗，这些被捕获的女子（新娘）的脖子、双手、双脚会长期被戴上镣铐等刑具，成了服从男子的“奴”或“妾”。《说文》：“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被俘获、不驯服，所以“有罪”，失去了自由，任凭主子摆布，包括强迫发生性关系。《说文》“妾，给事之得接于君者”，应该做这样理解。在实现抢亲制漫长历史阶段，女子戴镣铐已经成为当时为人妻的标志。进入文明时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为天经地义以后，甚至直至现在，人们对于“新娘”戴镣铐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习俗，记忆犹新，积习难返，于是无论订婚还是结婚，男人如果不给自己的女人戴上“项镣”（项链）、“手镣”（手链或手镯）、“脚镣”（脚链），男女双方往往反而觉得没有“名分”，因此显得局促不安。而“追”字在甲骨文里，其对象都是人，而“逐”字的对象都指牲口。抢亲是要追逐殴斗的，现在不用跑着追赶了，但是现代男女之间的求爱还是用“追”字；不少地方婚礼时新郎还要背着新娘跑几步或一小段路，有的女方亲属还要在迎娶的中途把新娘和嫁妆“移交”给男方。这些其实都是古代抢亲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遗留或追忆。张老师结合生活、串联古今的讲解，将文字学的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被人称为是“古文字的当代呈现”。至于他把“方”字的本义解释为船桨，是象形字，后来为读出它的声音，在“方”的上面加“凡”为声符写成“旁”，变象形为形声，后来“旁”当其他意思用了，又给“旁”加上“木”写成“榜”以表示船桨的材质。再如“稣”字，《说文》解释是“把取禾若”。小篆的“稣”字固然从禾，但其中为什么又从鱼却没有解释，即使解释了，与“把取禾若”也可能挨不上边。张老师对照古文字资料，发现一直到战国， “稣”字都是从“木”而不是从“禾”。于是他回想自己少年时代在春夏之交大雨过后跟着邻居去溪涧浅滩里抓鱼时的情景。邻居也不是专业捕鱼的，没有网渔专用工具，只带几根竹木棒子和准备盛鱼的小桶，发现溪涧浅滩里有鱼，就用棒子敲打。鱼被击中会昏死过去，于是被抓上来放在桶子里。鱼是低级动物，死去一会儿往往会又活过来。“稣”字后来很少用，大多被加上草头的“苏”代替，我们日常讲的“死而复苏”就是“稣”字的本义，《说文》“把取禾若”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讲到这里，张老师不无风趣幽默地讲，基督教里的救世主，是被钉死在十字架而后复活的，几百年前到中国的传教士翻译《圣经》时把Jesus写成“耶稣”，既是音译，是否表明他们也知道“稣”字本义是复活，所以这样选用汉字以表示“耶稣”具有“死而复苏”的神力？玄机莫测，实在太高明了！
静心书画创作
书法与国画山水创作，对于张如元先生来说，似乎只是在文史研究之余放松一下身心，有空偶尔画画山水，写几幅字，重温旧好，聊写胸中逸气，借以陶冶情操，以艺术养学术，以文化充实艺术。但是，国画创作，张如元老师还是拜过师的，国画花鸟师从徐堇侯先生，国画山水则自学张大千一路，书法则追踪晚清著名学者沈增植。
与治学一样，张老师创作书法、国画也往往一丝不苟，严守法度。他的国画山水作品秉承传统手法，讲究“诗书画印”四方面的和谐统一。看他的青绿山水，勾勒简练，晕染细腻，画面清新古雅，似乎有一种久违的心灵感应。一次在一家濒临破产企业的经理办公室里看到挂着他的一幅山水横卷，前景和中后景所占面积几乎相同，但前景用暖色，后景用冷色，大起大落，对比强烈，很想乘机把它买到手。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那经理，不料他表示张老师平时不大作画，自己即使再落魄，这幅画还是要留着的。再一次是不经意间发现一家画廊的内室挂着一幅张老师写意的寒梅图。枝干既苍老又婀娜，梅花用水墨勾勒，花瓣外随意圈染淡赭石，使梅花个个显得像珠玉一般，晶莹滋润，饱满圆韵。画面左侧还题有一首诗：“花中资格本迟迟，铁石心肠澹可知。此世何人能领略，为君一夜费相思。看来风雪无多日，春到园林第几枝。自是不开开便好，清高从未合时宜。”深怕会转瞬被人抢先下手一样，就毫不犹豫出手将它买下。张老师看了后告诉我，自觉画得还可以；诗则出自清代张问陶之手，借梅花以表白自身脱俗不凡而又甘守寂寞的情怀，很符合我的志向个性。你好好收藏吧。
恬淡随和的张老师还富有热情执着的一面。他乐于奖掖后进，关心他们的生活。一些学生从美术院校毕业后，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心尽力帮助他们就业。十多年前，温州不少在书画方面已崭露头角的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化团体“会文书社”，他们多次诚心要求张老师为他们定期授课。张老师觉得自己主要得益于家乡前辈，现在已经到了以此作为回报前辈，把知识传给年青一代，让他们得到正统的文化滋养，更加茁壮成长时候了。于是，他在从繁忙的系主任岗位退下来以后，近七八年间风雨无阻，坚持为“会文书社”授课。不少学员，如陈忠康、李震、陈斯、陈经、陈纬、林峰、金锡强、李砚等人，现在已经成为书法篆刻、国画艺术界后起之秀，受到业界的瞩目。得到张老师更多传授的“入门弟子”南剑锋、戴家妙、刘海勇、王素柳、童颖等人，先后获得兰亭奖（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中国美术学院学科拔尖人才、画界才女等称誉。
很多人久闻张老师古典文学方面的功力，可是他很少在这方面有所展现。今年初春，温州有关部门请他为重新修建的“东瓯王庙”书写楹联。他看了后，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对联的撰写者固然身手不凡，可是都属八九十年前之物，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气息。现在的楹联应当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温州树立的“温州模式”，温州人满怀豪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事实，有所显示，否则这项花了几千万元的文化工程恐怕很难体现当代温州人民的愿望。”负责人连连称是，但表示一时难以找到胜任的专家。张老师听了后说，汉初的东瓯王是地方部落政权，他所以值得纪念，是依托中央政府，加速温州的汉化，使温州从此与主流文化接轨。庙建在华盖山，去年底统计温州常住人口是九百万，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兼顾史实和现实，是否可以这样写：“遗像肃清高，赖汉庭乃享二千年烟火；旧疆新辑穆，枕华盖而宁九百万生民。”领导读后，不住鼓掌叫好，当场拍板这对联由张老师本人书写并置于正堂中央。张老师谦抑地说，由我拟稿还可以，但书写则非请林剑丹先生挥毫不可。接着，他又先后拟了几联：“试看今日之域中，何处无温州人创业足迹；顶戴皇天于头上，终不忘东瓯王开国肤功。”“美哉王气，郁郁葱葱，依旧江城如画里；沛矣东风，蓬蓬勃勃，革新事业已超前。”这几对联，有史实，富气势，见才情，受到肯定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真能品赏其中文学功力，知道“遗像肃清高”、“江城如画里”出自杜甫、李白诗句，“美哉王气，郁郁葱葱”出自《东观汉记•光武帝纪》，“试看今日之域中”出自骆宾王《讨武氏檄》，剪裁前贤名句而能为我代言，天衣无缝，浑然天成，而“汉庭”“华盖”、“足迹”“肤功”、“肃清高”“新辑穆”对仗之工稳，“超前”“画里”之灵动巧妙，恐怕知音就不多了。
事后我才知道好几年前张老师曾为楹联艺术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我国传统文化里有几种艺术，不仅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即使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独特的。属造型艺术的书法，属绘画的梅兰菊竹“四君子”，属文学的楹联，就是其中的三个典型。汉字是书法造型的唯一对象，似乎识汉字又会用毛笔的人都可以成为书法家。画四君子也不难，似乎人人会画。但要把汉字和梅兰菊竹写得画得引人入胜，能登大雅之堂，除了人们赋予它们的人格象征等民族人文意义外，主要就看书画家能否以简洁洗练的笔墨，塑造富有高雅超逸的神韵意境，并蕴含艺术家个人的禀赋素养和胸襟才情，甚至品德情操。西方艺术推崇“伟大的简洁，崇高的单纯”，中国的书法和四君子正具有这样的特征，艺术手法单纯得不能再单纯，而承载的文化内涵却因单纯而显得更加丰富深邃，因而书法从实用的写字独立出来，四君子从众多的画种中独立出来，成为多少人技痒难禁，跃跃欲试，而结果证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获成功的两门艺术。因此可以说书法不是艺术，但它千真万确称得上中国艺术之最；四君子不是绘画，但确确实实称得上是中国画之最。楹联也一样。它主要脱胎于格律诗，讲究平仄对仗，但它的形式比诗词要短小简练，即使字数再多，充其量也不过上下两联。但也就是这么上下两联，不是对古典诗文有深刻把握的人是很难胜任的，它和书法、四君子一样，非得有武术中所说的“四两拨千斤”的功夫不可。这么说来，楹联似乎也可以被认为不是文学但又称得上是文学之最。说它是文学之最，可能有些人不认同，这姑且置之勿论；说不是文学，驳的人会多。那请问：近百年来出了多少部《文学史》，又有哪部《文学史》曾有一句话或专门章节论及楹联？
学之也博，求之也深，思之也睿，故每每论之也切，下笔也醇。毋怪上世纪80年代，其师方介堪就曾这样评价他的三位学生，“韩天衡的篆刻、林剑丹的书法与张如元的学问”。也正是他的同门师兄林剑丹所说的“满腹经纶，虚怀若谷，性情高雅，如今似如元老弟者，盖已不多矣。”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张如元老师。
（胡念望/文 《墨池》2014第一期/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