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师道天下尊，承往哲兮启后人。东海水，雁荡山，我温大精神，浩浩荡荡。2023年4月，在温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由温州大学档案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温州大学办学九十周年口述史录》一书出版，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采访了27位见证温大发展的领导、教师与校友代表，回眸一件件温大历史上与时俱进、跨越发展的重要事件，回首一代代温大人栉风沐雨、接力奋斗的宏伟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说：“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沧桑岁月。此书献给为温大付出艰辛汗水与始终关心温大发展的人们，以期新一代温大人能够牢记育人办学之初心，回首筚路蓝缕之苦功，高擎浙南教育之旗帜，肩负继往开来之重任，推动温大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忆往昔峥嵘岁月，筑今朝腾飞理想

——吕德富口述

口述者简介

吕德富，1945年生，浙江新昌人。1970年7月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1970年7月至1971年1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297部队学三连锻炼（参加工作）。1972年1月起到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79年11月至1983年1月，担任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化学科党支部书记。1983年2月至1993年12月，先后担任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温州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1986年11月至1998年12月，先后担任温州师范专科学校纪委书记、温州师范学院纪委书记。

一、奋发图强，拼搏前行

采访者：吕书记，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口述访谈。首先，请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情况。

吕德富：我是1945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的山区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文化。我的父亲于1953年春因病去世，只有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过日子，因此小时候很艰难。靠着当地政府和同村乡民的帮助，以及学校老师对我的关心照顾，我才顺利完成小学到高中的学业。

我于1952年9月开始念书，起初就在自己村里读小学。1958年小学毕业后，继续在村里新开办的一所农业中学（后改名为初级中学）读书。一年后，初中学校搬迁到公社所在地，但离我家也不远，只有6里路，我每天来回走读。1961年7月初中毕业后，我回家参加农业劳动，上山垦荒种粮。当年粮食紧缺，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没有继续读书。同年春节期间，我初中的班主任来到我家，做我和我母亲的思想工作，劝告我继续去读高中。由于他的思想工作，我休学一年后，于1962年9月考到离我家有35里远的一所中学高中部读书。1965年7月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

现在回想起这件60年前的往事，我仍旧非常感激这位老师的家访，在我人生的转折时刻，是他给我指路，使我没有失去上高中、读大学的机会。

采访者：高中毕业后，您考上什么大学？请您说说参加高考和在大学学习的经历。

吕德富：我是1965年7月初到嵊州参加的高校入学考试，因为当时新昌县全县只有三所高中，没有设高考点。高考后，我被浙江农业大学录取。作为解放后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村民和我的老师，都为我感到高兴。

1965年9月初，我来到位于杭州华家池的浙江农业大学报到。我读的是畜牧兽医系的兽医专业，学制五年，设有畜牧（学制四年）和兽医两个专业，当年畜牧专业未招收新生。兽医专业有60名新生，分两个班，我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只有十几位同学家在杭州市区或其他城镇。新生入学始业教育时，我得知浙江农大的办学实力在全国的农大同行中是比较强的，它原先是浙江大学农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农学院独立办校，后改名为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8月又与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一起并入浙江大学。我就读的校园现在是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

我在浙江农大学习的五年里，享受的是甲等人民助学金，每月有14.5元（人民币），另外还有每月2元的生活补贴，一共是16.5元。上大学后，我就告别了经常饿肚子的困境，衣食无忧，非常幸福。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我感恩不尽。

大学期间我很少回家。第一年的春节，我到学校畜牧场去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协助饲养员（当时学校叫农工），第一次养马、养猴子。第一学年，我们的学习生活还很正常。但从1966年暑期开始，我们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被打乱。我们虽然经常到畜牧场劳动，去学校附属兽医院值班，也跟着专业老师下乡出诊，但学到的知识仍是不系统、不全面的。所以，我们的专业知识并不扎实，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

采访者：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都要到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您是在哪一个部队农场？能否说说您在部队农场参加锻炼的情况？

吕德富：当时，很强调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学毕业生都要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1970年7月毕业离校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297部队学三连。离开学校的头半年，我在余杭北湖军垦农场，该农场以种植水稻为主，劳动内容主要是水稻的农田管理。1971年1月，连队调防、转移到萧山梅林湾农场，位于钱塘江湾的海边，我们的劳动就以围垦海涂、造田为主。

部队农场的大学生连队，可以看作大学生时代的延续。因为连队中除了排长以上的干部是现役军人，其他职务都由学生担任。我当时担任二排五班的班长，与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和劳动。但和大学不同的是，我们已离开了校园，也参加了工作（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计标工龄），每人每月都有工资。

部队军垦农场的领导很重视我们学生连的政治思想教育，平时对我们也用部队解放军战士的管理办法。在部队军垦农场的劳动锻炼，确实使我们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吃苦耐劳、磨炼意志等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同时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部队农场也很重视大学生连的党员发展工作，我于1971年11月在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艰难创办，半途停滞

采访者：离开部队农场后，您为什么会被分配到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工作？请介绍一下当时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的基本情况。

吕德富：在将要结束部队农场的锻炼到地方工作时，连指导员曾找我谈话，征询关于工作分配的意见，我没有提任何要求。1971年12月底，我结束一年半时间的劳动锻炼，服从分配到地方参加工作。我于1972年1月2日到温州，并向温州地区革委会报到。一起到地区报到（当时还有到温州市报到）的大学生共有80余人，他们大多数是本省各高校毕业的，也有部分是上海等地高校毕业的。我们被安排在五马街旁边的地区招待所打铁巷分部，由地区委派的组织、人事、教育等部门的4位干部，给我们办了8天的学习班。

1972年1月11日上午，我们到温州地区礼堂（现广场路鹿城区府对面，礼堂现已拆迁）开会，会上宣布了工作的分配名单。我们浙江农大毕业的有11位，我和叶升儒、郑汉淼被分配到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另有一位留在地区机关工作，其他7位都被分配到温州地区农科所。分配名单宣布后，立即由会场内各单位的人事干部接走。我们学校由杨炳焕同志来领我们，他把我们带到大士门的学校报到，学校领导刘志良（解放初期曾任永嘉县县长）接待了我们。然后学校后勤部门的同志把我们带到石坦巷安排住宿，我与浙江农大的二人同住一个房间。当天夜里，学校召开了欢迎新教师来校工作的全校教工大会，会上有学校领导讲话、老教师代表发言，我作为新教师代表也在会上发言。

参加工作后，我逐步了解到社会和学校的一些情况。由于“文革”，1966年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到1971年底，已连续六年未招收新生，国家各类人才奇缺，特别是教师队伍数量严重不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学急需招收新生、培养人才。温州原有的一所师范学院已在1964年停办，仅留有一批有高校任教经历的骨干教师在地区教研函授站工作。1971年2月，地区教研函授站改名为温州地区五七师范学校，想单独招收大专新生。但由于校址在石坦巷，只适用于函授、培训，教学用房（教室、操场）缺乏，生活用房（寝室、食堂）紧张，学校没有单独招收新生的办学条件。而在位于大士门的温州师范学校，1965年入学的最后一批中师学生已于1968年全部毕业离校，学校有较好的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并且当时处于闲置状态。

因此，1971年12月11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决定：温州地区五七师范学校与温州师范学校合并，成立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并决定于1972年春季招收大专学生。我们报到时，学校刚刚成立不久。两校合并时，教学人员也并不宽余。温州地区五七师范学校教职员工有40人，温州师范学校教职工也只有70余人，新办学校急需补充一批新教师任教。恰好，我们这批“老五届”（特指1961～1965年“文革”前参加高考，上学期间经历“文革”的五届大学生）中的最后一批学生，经受过部队农场的锻炼，有到地方参加工作的经验，可以勉强充数，当时负责分配工作的地区教办负责人，就从中挑选了我们16位新教师到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工作，充实教师队伍。

而我被分配到学校工作是因为温州师范学院在1960年开设了生物专业，1971年底，还留有张兆庆（教生物、化学）和刘一风两位老师。由于中学农业教师很少，初中又有《农基课》，地区教办要求学校重新开办生物专业。因此，我和其他3位老师一起被分配到学校工作，担任生物教师。

1972年1月初，我们到校工作，其中，中文专业人数最多，有任国权、梁淑范、严秀娟等5位老师；生物专业有陈小真和我们3个浙江农大毕业的，共4位；其余是数学、物理、美术、体育专业的。几年后，仍有老教师对我说：“你们那一年，一下子增加了16位年轻教师，是学校办学以来，增加教师最多的一年。”后来有7位调离学校，回上海原籍或到市内其他单位工作，在学校工作到退休的有9位。从1972年初进校工作到今天，都已整整在校五十周年。50年来，我们积极努力工作，退休后仍关心学校的建设，同其他老教师一样，我们都是学校发展、壮大的建设者，也是学校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者：您对学校办学历史十分熟悉，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温州师范学校和温州师范学院这两所学校的办学历史。

吕德富：我先介绍温州师范学校的办学历史。温州师范学校是1933年创办的，原址在平阳郑楼。1952年学校逐步向温州市区搬迁，1954年6月，全部迁到温州市大士门（又名窦妇桥、原增爵小学旧址）。温州师范学校是一所中师学校，学制三年，培养小学教师。解放前在平阳时，学校分简师部（招小学毕业生、培养小学初小教师）、普师部（招初中学历、培养高小教师），解放后，只招普师学生。1952年，招收过学制一年的速师班学生。温州师范学校于1971年12月停办，与温州地区五七师范学校合并。温州师范学校办学以来，有近5000名学生毕业。在温州的教育历史上，还有一所同名的温州师范学校。它创办于1908年，当时称温州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温州师范学校；1913年，改称为浙江省第十师范学校；1923年，与省立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合并为十中的师范部；1931年，师范部撤销停办。温州籍教育家夏承焘先生，就毕业于此校。

关于温州师范学院的办学历史：温州师范学院创办于1956年春，当时为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是浙南地区第一所高等学校，它与现在的浙江师范大学同年创办，比现在的温州医科大学还早两年（温州医科大学创办于1958年）。1958年8月，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温州师范学院。校址在温州市九山湖畔胜昔桥，学校的生活区在石坦巷，教学区和生活区通过一座石桥相通相连。

1959年，丽水师专、台州师专、瑞安师专的学生并入温州师范学院。1964年10月，学院停办。之后，成立了温州地区教研函授站，负责温州、台州、丽水地区的中学师资函授、在职中学教师的辅导任务，属于成人高校的性质。自办学以来，温州师范学院先后有983名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毕业（不包括函授毕业生和在“文革”结束后，落实有关政策而补发毕业文凭的学生）。1998年8月16日，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级2班同学在杭州召开同学会，会上给学校写来感谢信，感谢母校温州师范学院对他们的辛勤栽培。该班学生于1964年7月毕业，时任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和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省电视台台长梁雄，都是该班的学生。

采访者：1964年底温州师范学院撤销停办时，教职工、校舍、图书如何安置？

吕德富：1964年7月，温州师范学院有中文系86名、数学系52名、化学系32名，共170名本科毕业生离校。1964年8月底，根据省教育厅的指示，将1963年入学的中文系、数学系122名本科学生，于新学期开学时全部转到杭州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于1965年搬迁到金华，1985年2月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相应系别，继续学习。温州师范学院就没有在校学生了。当时学院共有教职员工114人，仅留49名（其中，教学人员39名、行政人员7名、工勤人员3名）在温州地区教研函授站工作，办公地点设在石坦巷，其余教学人员有的被分配到浙江师范学院、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工作，有的被调到中学任教。图书馆共有藏书15万册，只留下2.2万册给温州地区教研函授站，其他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课桌椅等分别调配给浙江师范学院、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及温州地区有关中学使用。九山湖畔的校舍大部分调给温州一中（现温州中学），1965年3月，温州一中从蝉街搬进来。

 1964年温师院九山湖畔校舍

三、几易春秋，初心不变

采访者：作为全程参与办学的人，您能否讲述在特殊时期，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的办学情况？

吕德富：在报到后的第三天，学校就叫我到杭州去联系农业、生物方面的教材，但最终空手而归。因为当时各高校没有学生，教师也无课可上，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1972年3月，通过组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方法，第一批共203名学员进校学习，分文科、理科，学制为两年，培养初中教师。我们生物专业没有招生。

那一学期，我就跟着朱鹏老师（时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一起上了半年的初中政治课，当时温州师范学校有附属中学，后来停办了，我的教学生涯就从这里起步。后来开办了温州地区初中农业教师培训班，我就去准备自己的课程，不再上初中政治课。培训班于1973年1月开学，共培训6个月，很多学员的年龄比我还大，有的已在初中任教多年，这次脱产培训，除了增加知识，主要还是为能转为正式教师创造条件，因为他们很多是代课或民办教师。这样的培训班，于1977年4月在瑞安马屿也办过一次，培训时间为3个月，我们几位教师轮流上课。

1973年9月，第二批学员来校学习。这次招收了中文、数理、生化三个专业共320名学员。我负责给生化专业班上课，生化专业实际上就是学习生物和化学，学生毕业以后在初中任教时，可以教这两门课程。当时，初中的课程除了政治、语文、数学、英语，还有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我们生物教研组的六位老师开了《作物栽培》《植物保护》《畜牧兽医》《遗传育种》《微生物》《土壤肥料》六门课程，但实际上以专题讲座为主。“文革”结束后，一切都走上正轨。当时，我校的生物教研组与省内其他中师学校相比，教学力量还是比较强的。1976年1月，浙江省教育局委托我校负责编写浙江省中等师范学校《农业》通用教材。我们六位教师都认真编写，初稿在杭州刻印后，我还去杭州校对。但由于“文革”结束，初中课程设置有所变化，该书最后并未出版。

我还在1973级生化班兼任过班主任，班里都是住校学生，我便要求每位学员到教室里进行晚自习。他们也知道自己来校学习的机会难得，都很自觉、认真，晚自习时，教室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当时，学员中党员比较多，他们在部队或在农村、农场劳动时加入了党组织，因此，学校决定成立学员党支部，我在1973年10月兼任学生理科支部书记。学校设党总支，下设教工支部、教师支部、学生文科支部、学生理科支部共四个党支部。

1972年3月入学的第一批学员，在校内学习到1973年8月结束，以工作分配的方式到各县中学参加教育实习，半年的实习结束后就留在实习学校工作。1974年3月，这届学生学习期满，正式毕业参加工作，开始领取工资。当时各个地区的中师都挂名地区师专招收学员，学制两年，培养初中教师。这是为了解决各地初中教师严重不足的权宜之计，但当这些学员毕业参加工作时，能否享受专科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却是很大的难题。高等学校（包括大专）的设置，都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批，学校的学制、毕业生的待遇都有明文规定。

以我为例：1970年7月本科毕业，在没有转正定级前一直是领本科毕业的见习工资，每月43.50元，我们都戏称自己是“4350部队”。一直到1973年11月底，中央下发《关于1966～1970届五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的通知》后，我们才转正定级，我是中专教学11级，月工资为52.50元。我见习工资拿了三年多才转正定级，有些比我们早毕业很多年的，也与我们一起转正定级，他们拿见习工资的时间比我们更长。这是当时国家计划经济的制度要求，所以各地挂名的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也只能享受中师毕业生的待遇。

为了避免以后出现同样的问题，浙江省教育厅于1974年8月28日发文《关于统一地区师范学校名称和领导管理的通知》，称：“凡现称为师范专科学校的地区师范学校，从今年秋季开始，一律改称师范学校。”学校接到省教育厅文件后，就把学校大门口的校牌调换了，更名为温州地区师范学校，明确了学校属于中师性质，学生毕业后享受中师毕业生的待遇。温州地区师范学校办学以来，学校先后有6届2000多名中师学生毕业，他们多数都在中学任教。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一面积极努力工作，一面认真进修业务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通过函授等不同途径取得专科、本科学历，很多毕业生都已成为中学的骨干教师。最近我在杨府山公园碰到中文专业1973级施菲菲、生化专业1974级李瑾玲两位校友，她们都在温州二中任教，很早就是中学的高级教师。

采访者：您在学校最初从事教学工作，为什么后来从事党务工作？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学校的工作经历。

吕德富：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宣告“文革”结束，学校大发展的时期到来。1977年11月3日，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因工作需要，将我调离教学岗位，去搞组织人事工作，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为何当时组织选我？我个人认为，当时学校教工党员人数少，我是年轻的教师党员，而学校的组织人事工作者必须是党员，在这些特定情况下选上了我。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后的第二天，我就去行政上班了。当时学校的人事工作事情很多，工作范围较广，如学校党员的日常管理，教师、职工的调配、工资待遇，退休人员的管理，学生的招生分配等。

我于1979年11月至1983年1月任学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化学科党支部书记。1983年2月，我担任学校党委组织科科长，后来组织科改建为组织部，我任组织部部长并进入学校党委班子，负责学校的组织人事工作。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成立了人事科（后改建为人事处）和学校学生工作办公室，这两部分的工作逐步与组织部分离。我担任组织部部长职务一直到1993年12月底。

1986年11月，上级任命我担任学校纪委书记，当时我是纪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委书记职务我一直任到1998年12月底，1999年开始退居二线。

四、众志成城，助力发展

采访者：改革开放伊始，您开始负责学校的组织人事工作。这个时期，学校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学校发展出现哪些令人欣喜的新局面？

吕德富：1977年11月，我负责学校的组织人事工作，当时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解决部分教师的两地分居和学校校办工厂职工的招工手续问题（当时校办工厂临时工居多，都是学校教工的家属），帮助解决教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更能安心工作。二是积极选调教师来校工作，为恢复温州师范学院和招收新生入学做各项准备。

那两年，学校是好事多多、喜事连连。

一是1978年3月2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决定，成立温州师范学院筹建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地委书记戴光担任组长，副组长是董沛（地委常委会委员、组织部部长）、董锐（地委常委会委员、宣传部部长）、陈明德（地区教育局局长）、夏秀华（地区人事科科长），领导小组向省教育局提出，要求恢复温州师范学院。这说明当时温州地委、地方政府对恢复温州师范学院高度重视，非常迫切地希望温州师范学院能早日恢复。

二是学校积极选调一批骨干教师来校任教。

当时学校教师紧缺，各教研组都在积极物色人选向学校推荐。我也在原温州师范学院教师名册中查找了某些老师的工作情况，通过推荐、自荐等各种途径，商议确定选调教师。最后由学校提出名单，由我到温州地委组织部开调干部教师人事档案的介绍信，再到有关部门拿干部教师的人事档案，又回到地委组织部，由地委组织部下发人事调动令。经过这样几个来回，有关教师就可离开原工作单位，调入我校任教。

那段时间，我经常跑温州地委组织部，经常到温州市有关部门和各县走动，由于地委对恢复温州师范学院的重视，各县、各单位对学校选调教师工作也很支持。虽然当时他们也很缺教师，但是为了温州师范学院，大家都能服从大局，支持我们的工作，希望温师院能早日建成。因为它是培养教师的工作“母机”，所以选调教师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没有什么大的阻碍。

短短几个月就有叶芳尘、吴祥荣、傅佐之、马允伦、潘悟云、沈洪保、张如元、傅廷强、沈伯英、徐望枢、黄孟容、林少华、高枫等20余位教师来校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学校各系的教学骨干。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高枫同志是章时趋同志（章时趋当时在温州地区机关工作，曾任原温州大学党委书记）向我推荐的，我与杨义仁同志一起到瑞安同高枫同志面谈，了解他的情况。他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但在瑞安自来水厂工作，学非所用。在他调入学校政教系任教几年后，因工作需要，市政府又把他调到市人民银行任行长。高枫的爱人叶雅华当时在瑞安照相馆任会计，一起随调来学校工作，曾任学校财务处副处长。那段时间，教师的家属一起随调的有好几对，这也有利于教师安心工作。

由于教师紧缺，我们还到社会上去寻求教师。经人推荐和介绍，我们请到徐凤苞、赵少华两位老先生来校任教，做英语代课教师。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俩都无业，但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英语系毕业生，英语底子厚实。当时徐凤苞先生已年近七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们的教学工作都很认真，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两位老先生为英语系的教学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后来他们都被安置在学校安度晚年。

三是恢复了停顿12年之久的高等学校高考入学制度，1977级温州地区师范学校新生入学。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我也参加了温州地区高考招生的事务工作。当年，大学与中专一起参加文化考试，高考成绩公布后，大学先录取新生，中专后录取。1978年2月20日，我与陈祥初同志（时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一起到乐清北雁录取地区师范的中专学生。当年，乐清师范、平阳师范、瑞安师范的新生和我们的新生是在一起录取的。1978年3月15日，1977级180名新生来校报到入学。他们是“文革”结束后首批通过高考招生制度录取的学生，分理化、生物、体育、英语四个专业，学制仍是两年。

四是高等学校开始扩大招生，我校以浙江师范学院温州分校的名义录取新生。

1977年8月，经浙江省政府同意，在学校大门口挂牌浙江师范学院温州分校，着手准备扩大招收大专学生。1978年3月27日，学校录取了中文、数学、物理3个专业共160名专科学生。

五是197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学校。”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名列其中，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可以最快速地传递讯息，使这些学校可以不必等教育部的批文立即在高校扩大招生时录取新生。因此，温州师范专科学校重新建立起来。

六是1978年5月9日，以浙江师范学院温州分校名义扩大招生录取的150名新生入学（原招生计划160名，分中文专业35名、数学专业75名、物理专业40名），学制三年。1978年5月11日，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暨新生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地委书记戴光，地委常委会委员兼副专员高玉柯，地委常委会委员董沛、胡万里等地委领导到会祝贺。

以上六件事，是1978年学校发生的大事、喜事，说明温州地委对恢复温州师范学院和新成立的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是何等的重视！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

1978年6月27日，根据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增设普通高校的通知》，浙江省省府〔1978〕84号文件转发省教育局《关于增设宁波、温州两个师专的报告》，规定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实行省、地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1981年7月，建党六十周年，吕德富（第四排左一）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全校党员在江心屿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合影

采访者：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恢复成立后，您曾在学校办公室和化学科工作过一段时间，请讲述您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吕德富：我是1979年11月至1983年1月在学校党委办公室和化学科工作的。我在办公室（当时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合署办公）任副职，协助办公室主任蔡寿康工作。现在我着重介绍化学科党的建设的一些情况。

我到化学科兼任党支部书记有三年，刚去时化学科教师中没有党员，学生中只有一名党员（化学1978级1班叶维世），因此正式把化学科党支部建立起来是我的首要工作。教师中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我选择了时任化学科主任的周兴球。他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后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本校工作，勤勤恳恳，是教学骨干，他在温州市教育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到化学科任书记不久，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表达了他对党的热爱、要求入党的愿望。化学科因为只有两名党员，不能独立发展新党员，我就与物理科党支部（杨章尧老师任书记）组成联合党支部，于1979年12月发展了周兴球老师入党，我是他的入党第一介绍人。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入党很难，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入党更难。周兴球老师入党在校内教师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起到很好的作用。后来用同样的方式发展了谷亨杰老师（时任化学科副主任）入党。化学科逐步建成独立党支部，发展了好几位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我卸任化学科党支部书记后，化学科党支部也一直很重视党员发展工作。1985年4月，化学科党总支建立。1986年，化学科党总支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省委组织部发的锦旗。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的教师节，学校退离休老同志在温州市望江路的东阿外楼聚餐时，周兴球老师主动找到我并对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你老吕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你现在身体很好，我感到很高兴。”听到这两句话我深受感动。2012年1月，周兴球老师去世，享年96岁。想不到那天，竟是他与我作最后的话别。我深深地怀念周兴球老先生！

采访者：为了恢复温州师范学院，学校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做了哪些努力？学校在后来的校园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吕德富：重新建立温师专后，温州市委对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做过数次调整，特别是李方华同志来学校任党委书记、谷亨杰同志任校长后，学校党政班子尊师重教、齐心协力、创业实干。

1983年3月26日，学校在温州剧院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会上对学校54位从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周年的老教师、老职工进行表彰，会后在校园内给他们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拍了一张集体照。后来，我把这张集体照选入《温州师范学院五十年》校史内，他们都是原温州师范学校、温州师范学院的老教师、老职工，是学校的老前辈。

1983年3月，学校从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周年的教师、职工合影

学校班子重创业，当时的头等大事是恢复温州师范学院。但学校一是师资力量仍很薄弱，特别是高级职称的教师数量少；二是大士门校园面积过小，周围又无发展余地。所以，学校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校园易地新建。

1983年6月15日，学校给浙江省委、温州市委报告，要求升格为温州师范学院，并易地新建。1984年3月29日，温州市政府同意并上报省政府。1984年4月1日，谷亨杰校长赴杭州，向省政府汇报并请示我校升格师院和学校易地新建的有关问题。1984年4月29日，省政府同意恢复温州师范学院和学校易地新建，并上报教育部。1984年5月18日，省教育厅领导来温，在温州市政府领导的陪同下到学校新址实地考察。1984年7月31日，教育部发文同意筹建温州师范学院。学校在大士门校园门口挂牌温州师范学院（筹）。1984年12月1日，温州市政府批准在温州洪殿南路蒋家桥新校区第一期征用土地52.3亩。1985年1月16日，学校在新校园举行奠基开工典礼，物理楼破土动工，拉开了新校园建设的序幕。

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增加师资队伍的人数。恢复高考后，每年挑选毕业研究生和优秀本科毕业生来校任教。

1986年底前，就有袁泽仁、马大康、马贝加、郑亦庄、蔡克骄、郭越芬、牟德刚、马弘、周锦成、张力学、钱昭辉，程亚倩、林娟娟、周湘浙、张靖龙、张焕镇、蔡贻象、施端银、黄歌润、金松、陆琦、杨志敏、楼丽琴、潘玉进、陶月良、胡仁勇等50余位同志来校任教。

我们还从本校每年的毕业生中挑选部分同志留校工作，充实学校师资队伍和党政管理队伍。1986年底前，就有童小豹、闻仲良、金芳、吴桂初、仇毅、林矩聪、陈克、丁乙、邵天婷、丁金昌、余梅生、钱建民、朱铁山、鲍卫翔、黄培拉、孙建舜、吕海鹏、朱建平、周剑平、鲁凡民、王通林、徐令义、蔡曙光、何俊翔、叶明德、张索、王柏民、戴海东、朱霞、毛继光、周伟国等50余位同志留校工作。

学校还重视选调在其他高校、中学或科研等单位工作的优秀同志来校任教，如方培生、项凤铎、黄孟客、李若由、佘华明、黄世中、冯炳贤、周立人、莫法友、张冬、王铭新、朱小伟、黄振炎、夏雅琴、陈选清、叶玉昶、郑炘、沈尧伟、叶正昌、林贻棉、张子健、虞世加、赵雄飞等40余位同志。

以上三部分同志，后来都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和系处室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在选调教师、增加教学人员数量的同时，我们也很注重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的提高。那几年，学校还聘请了一批名校的名教授来校担任兼职教授，聘请外籍教师来校任教。他们在我校任教的同时，也着重帮助、指导我校教师的科研活动，对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学校亦积极支持、鼓励教师走出校门，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如中文科的潘悟云老师曾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化学科也曾有几次派教师参加国内的化学教学研究会和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学校鼓励各系科举办学术交流活动，1984年6月，中文科率先主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浙江省第三次年会，当年中文科和政治科分别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学校还成立了语言文学研究室（1984年9月）和教育科学研究室（1985年1月），公开发行学校学报（1985年6月），开展评选教师教学优秀奖和学生论文报告会。通过以上各种形式、各种途径，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据1987年9月统计，学校在职教职员工从1978年的201人增加到422人；教学人员从原先的132人增加到272人，其中副高以上的教师有27人。

1986年1月，学院路新校园的物理楼、数学楼两幢教学楼建成。同年7月，学院路新校舍开始使用。1986年9月30日，浙江省教委向国家教委提交《关于温州师范学院筹建完成，拟于1987年招收本科生的报告》。1987年2月18日，国家教委发文，同意温州师范学院正式建立，拟于1987年开始本科招生。至此，温州师范学院恢复办学。1987年9月16日，恢复办学的温州师范学院政教、中文、物理3个系的120位本科新生入学报到。

从此，数学（1988年）、化学（1988年）、生物（1994年）、美术（1994年）、外语（1996年）、历史（1997年）、计算机（1999年）、体育（2000年）、音乐（2000年）等系的本科专业陆续开始招生，学校本、专科并存。1998年，学校在坚持师范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发展非师范专业。2001年，创办瓯江学院，2002年9月，非师范专业已扩大到24个，非师范生与师范生在校学生比例达到1.1∶1，全日制在校学生已达10090人，成为浙南地区第一所万人大学。

2000年10月，茶山新校区建设工作启动，学校成立茶山新校区建设委员会。继1992年7月温州教育学院并入后，2001年1月，瑞安师范学校、平阳师范学校、温州幼儿师范学校三所学校一起并入。2003年3月，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当时已有18个二级学院。同年8月8日，学校顺利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校的硕士学位评估，获得了硕士学位的授予权和6个专业硕士学位点。2004年5月，学校录取了6个专业的首批56名研究生。

到2003年底，全校有教职员工1040人，其中教授60人，副教授和其他系列高级职称人员220人。学校已设有29个本科专业、9个专科专业，共有全日制在校生13572人，另有各类成人高校学生15000余人。学校占地面积约85.9万平方米（包括茶山校区、学院路校区、平阳校区），校舍建筑面积35万多平方米，图书馆藏书95万册。

现在我们回忆，学校在1983年决定恢复温州师范学院和学校易地新建，是非常正确的、及时的，后来的措施不仅得力，工作也抓得很紧，使温州师范学院于1987年2月能顺利恢复。

温州师范学院恢复后的十余年中，学校几届党政领导能及时抓住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带领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继续艰苦创业，使学校各项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取得突出成绩，使学校的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使学校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温州师范学院办学50年，为2006年成立综合性的新温州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温州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五、在岗敬业，坚守自我

采访者：您在学校担任组织部部长的时间比较长，能否说说学校组织人事方面的工作情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吕德富：要落实党的各项知识分子政策，首先要彻底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对教师政治上信任、工作中关心、生活上照顾。为此，学校党委从教师、学生中大力发展新党员，在帮助解决教师子女就业、家属两地分居、教工住房困难等方面做出很多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学校重视发展新党员，使党的组织、党员人数都有很大发展。1982年12月，学校党委下属只有9个党支部，全校党员共99名，其中教工党员79名，学生党员20名。1985年12月，全校建有党总支3个、党支部18个，全校党员人数增加到240名，当年发展党员136名，其中教师26名，学生110名。现我查阅《温州师范学院五十年》校史，在1979年到2003年，在校学生中发展了新党员1858名。

温州师范学院1987届毕业生党员合影。前排（左三）为吕德富

温州师范学院1988届毕业生党员合影，摄于1988年7月。前排（左十）为吕德富

重视新党员的发展工作意义深远。学校不仅是培养教师、培养各类人才的摇篮，还要给各级党组织输送年轻党员，培养党的后备干部。那几年，在校学生中，学生党员占有很大比例，由于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我们有众多校友都在各自工作单位走上了领导岗位，曾有“温师院是温州的黄埔军校”的说法。学校也有一批年轻教师党员逐步走上学校系、处、科各级领导岗位。

那几年，我曾多次在温州市有关会议上介绍我校党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情况，大力发展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的具体做法，交流工作经验，使学校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1986年12月，温州市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对我校的工作进行检查验收，认为我校彻底平反了历史上温州师范学校、温州师范学院两所学校师生中的冤假错案，并解决了知识分子入党、任职使用、两地分居、子女就业和改善教工住房条件等方面的难题，被评为温州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优秀单位。

采访者：您长期担任学校纪委书记，请介绍一下这一时期学校的纪律检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吕德富：学校党委、纪委也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经常给党员上党课，举办业余党校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学习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学校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总的来说，学校干部和党员的素质是好的，党政干部是清廉的，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讲述了，只举一个例子。

20世纪80年代末，学校教工的福利并不好，除个人工资外没有其他奖金或劳务补贴。有一年春节前，学校筹集到一点资金，以增收节支奖的名义给每位教工发30元过年，学校党委决定领导都不拿。第二年春节，学校又给每位教工发30元，这次党委决定校领导与教工一起享受福利，我也拿了30元。事后，谷亨杰院长把他的钱交还给我，并对我说，教师的福利不好，是他院长没有当好，这钱他不拿。我对他说：“这是党委集体决定的，你若不拿，我是纪委书记也不能拿。”他说：“你们只管拿。”我把钱退还给他，他又送了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尊重他个人的意愿，把他的钱退到学校财务处，交给郑九绍同志（时任学校财务处长）。后来，郑九绍同志到我办公室说：“这30元，财务处不好做账。”我就跟他开了句玩笑：“若不好做账，就上交国库吧。”

采访者：在几十年发展历史过程中，学校的管理体制也几经变化，请您介绍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变化情况。

吕德富：20世纪50年代，温师专由温州市委管理。1959年10月，温师院改由温州地委直接领导管理。1964年底，温州师范学院撤销停办，成立了温州地区教研函授站，后来改称为温州地区五七师范、温州地区师专、温州地区师范学校，由温州地委领导，学校党政领导均由温州地委任命。

1978年4月，温州师范专科学校重新成立。同年6月27日，浙江省府〔1978〕84号文件通知：“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实行省、地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学校党政领导仍由温州地委任免。1981年温州地、市合并后，学校由温州市委领导管理。1984年12月21日，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为了调动各地、市政府的办学积极性，下发〔1984〕62号文件《我省教育事业领导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对各地的师专、师院“实行省、市（地）双重领导，以市（地）为主进行管理”的领导管理体制。

1987年2月18日，国家教委下发〔1987〕教计字27号文件批复温州师范学院重新建立，文件指明“学校由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温师院重新建立后，领导管理体制未变，仍由省、市双重领导，以市管为主，学校党政领导仍由温州市委任免。

这就是我们浙江省高校分有省属院校、市属院校的由来。每年暑期召开全省高校校长、书记会议，会上各地的市属院校领导意见颇多，因为学校有些工作不顺，困难比省属院校更多，纷纷向省委提意见。

1993年10月28日，浙江省委组织部下发〔1993〕24号文件《关于调整市地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管理权限的通知》，我校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学校院长、副院长被列为省管干部。上述校级领导职务由浙江省委、省政府任免。

199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校工委副书记吴金水一行来校，对校级党政领导进行考察。1994年12月22日，我校校级党政领导，经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政府发文任命（自1999年开始，我校党政领导的副职，调整为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任免）。

六、薪火相传，共续新篇

采访者：退居二线后您笔耕不辍，曾主编《温州师范学院五十年》。您能否和我们讲述编写《温州师范学院五十年》的情况，其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吕德富：20世纪80年代，我调查了一些人和事，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有些事情、资料和数据是难得发现、有保存需要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凡是接触到学校的历史资料时，我都会对一些内容进行摘录保存，白天因日常工作没有空闲时间，就会利用晚上或放假时在学校办公室里忙碌。

退居二线后，我也曾兼任过三年的学校统战部部长职务。后来，统战部与组织部合署办公，我比较空闲，也想搞点事情做。有一天，学校党委书记陈福生来办公室并希望我能在编写校史、筹建校史馆方面考虑一下，但当天我没有向他表明态度。事后，我也想组织几位老同志在一起写点校史资料。而当我电话联系第一位人选时，就遇到这位老同志“年岁大”“身体不好”的客气推辞。他是实话实说，我也想到学校历史长，中间又停办，有很多历史资料都已遗失，编写校史确实难度很大，也就打消了牵头编写校史的念头。只把多年前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想在退休前把这些资料移交给学校档案馆保存，以备后用。

想不到的是，2003年8月17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温州师范学院与温州大学合并，组建新温州大学。这个突发的变故，明确宣告温州师范学院的办学历史将要结束。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编写温州师范学院校史，就成为一件大事、急事，这件事我义不容辞。

后来的那两年，我工作还蛮紧张的。我先到学校档案馆调集原温师院仅存的一些资料，一页页地仔细查阅，也向学校的老同志询问了解学校当时的一些情况，尽量准确齐全地收集资料。我还收拢了学校不同时期的照片，告知各有关职能部门征集整理学校现在的办学资料。最后把文字资料初稿交给学校办公室打印、成册，并邀请了在校工作时间长、清楚学校各阶段历史的孙岳兴、谷亨杰、杨义仁、符丕盛、毛政敏、李日增六位同志组成编委，对校史的文字资料进行补充修改，同时也把初稿送发给学校在职党政领导和已退离休的其他领导征求修改意见。学校各部门对此都很重视、很关心、很支持，特别是学校党委办公室、学校档案馆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学校党委对校史的编写很重视，尤其是对书名的确定。作为校史，对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学管理工作都要认真总结，要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但这方面的内容往往是有争论的，也是最难写的。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抽调人员来写这方面的内容，我也有意避开，所以以“温州师范学院校史”为书名不妥。最后经学校党委讨论决定，用《温州师范学院五十年》作书名，也恰好与原温州大学编写的《温州大学二十年》书名相一致，也是一种巧合。

《温州师范学院五十年》内容分为：学校历史沿革、办学五十年的大事记，以及学校现任教职员工名单、离退休教工名单和曾在不同时期在校工作的教职工名单，并且收集整理了学校30个方面的附表及一些照片。该书客观、正确地记载了温州师范学院办学五十年的人和事，可作为学校的字典使用，查阅学校历史上的有关内容。

出版后，我发现书中有多处错字在校对时并未发现，也有一些人和事被遗漏。但现在也不可能再版更正，只能在此作个说明。

采访者：吕书记，今年是您在党50年、在校50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春秋，您有哪些感想、体悟？

吕德富：我是生在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前）、长在红旗下（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代人的代表。今年是我在党50年，衷心感谢党组织对我的栽培和教育，把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培养成大学教师。我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今年又是我在校50年，其中在学校工作34年（现已退休16年），要感谢学校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感谢学校同事、老师对我工作上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谢谢大家。

温州大学将要迎来办学九十周年的校庆。我看到学校逐步发展壮大，看到学校美好的今天，内心无比喜悦。学校每年有一批批校友走出校门，大多数都在平凡的教育战线上奉献，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骨干，也有很多校友成为企业家，还有的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校友们都在为母校增光添彩，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自豪！因为你们都是好样的！

在庆祝温州大学办学九十周年之际，我们也不能忘记学校的老前辈，温州大学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艰苦创业，才有今天。

第一，怀念温州师范学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位学校老领导。

徐恭恕：1950年3月至1956年6月任温州师范学校校长，1956年6月任筹建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副组长，1957年3月至1964年12月任温师专副校长、温师院副院长。当时，学校的正职都由温州市领导兼任，他是学校行政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因积劳成疾，于1968年7月英年早逝，享年48岁。徐院长在师生中口碑极好，深受学校师生的爱戴。我来学校工作后不久，就经常听到老师们提及徐院长。2001年10月12日，在学院路校区，温师、温师院的校友们自发地召开徐恭恕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这次纪念会我也参加了，大家都深深地怀念、敬重徐恭恕老院长。

朱大成：1958年8月至1964年12月任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温师院停办后，他调任杭州，在浙江农业大学任职直至离休。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先后两次来温州，帮助指导学院路新校园的绿化建设。我在编校史时曾收集到一张他在校园内修剪树枝的照片，后将照片交学校档案馆保存。

张齐美：1960年2月至1964年12月任温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温师院停办后，留在温州工作。1974年9月至1975年9月，又回到温州地区师范学校工作，任校革委会主任，后调离学校。现已离休，有90多岁高龄。今年5月在温州一医体检时，我遇见了他，他还认识我，现在身体仍很康健。

第二，20世纪60年代温州师范学院部分骨干教师，他们都是学校办学的中坚力量，我们后辈要记住他们的名字：马锡鉴、颜品仁、游仁逵、管希雄、陈逸人、王阜彤、胡焕光、叶肇增、汪远涵、胡福畴、陈仲武、陈修仁、姜渭民、郑康范、王樊春、管昌候、李邵、钱绍泰、陈铨、王尚武、郑之光、金徐銮、刘好兰、翁达藻、宋炎、柯昌基、徐定水、吴守德、周兴球、张兆庆、蒋碧如、刘一风、王恭益、魏鸿渐、阮育太、叶琛……

20世纪60年代就在温师院工作，在本校一直工作到退休，现仍健在的学校老教师、老同志有谷亨杰、符丕盛、杨义仁、郑征庄、袁泽仁、李美溶、黄子年、陈万芳、缪全加、叶芳尘、吴祥荣、沈延芳、郑九绍、林凤和、项鹤鸣、陈来香等。

还有祖孙三代都在学校工作的，如爷爷马锡鉴（20世纪60年代中文系主任，后任温师专副校长、教授）、女儿马贝加（中文系教授）、外孙吴楚（生物学院副教授），他们一家人为学校的发展，一代代地接力奉献。

第三，我还要一提的是，办好一所学校，要有一支默默无闻地在教务、总务等部门工作，为师生服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职工队伍。

我现在介绍一下余毓华、黄庆洲两位老同志。解放前他俩都在平阳温州师范学校念书，毕业后一直在温州师范学校、温州师范学院工作，长期担任教务员，直至退休。他们俩一辈子都在学校勤勤恳恳工作，师生中的口碑很好，是学校的无名英雄。黄庆洲老师退休后任温州师范学校校友会的联络员，积极与台湾的校友联系，编写出刊多期《温师校友通讯》。在徐恭恕校长纪念会和2003年10月的温州师范学校建校七十周年纪念会上，他们都做了大量工作，是学校老黄牛的代表。

最后祝温州大学明天更美好！

来源：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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