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回首数十载治学路，温州大学退休教师陈增杰以陶渊明这两句诗概括自己的治学经历。从少年时期手抄佳句播下文学种子，到皓首深耕守护瓯越文脉；从手工制卡参编《汉语大词典》，到借力现代工具整理资料，这位在训诂学、辞书编纂、古典诗学、温州地方文献研究等领域深耕不辍的学者，以一生坚守和笃行，在平凡的治学路上，书写出不凡的人生华章。
诗香启文途 少年植下治学根
陈增杰与古典文学的缘分，始于物资匮乏的少年时代。初中时，书籍难求，难得同学家藏有《唐诗三百首》，但只能在校翻阅，不许借回家，他便一字一句手抄喜爱的诗作。“我从小就知道，看过的书一定要记下来，不记下来一下子就忘，第二次再找就很难找到了。所以我读书看到有价值的东西，随身带笔和小本子，随手记录。看报纸读到好文章、好句子也是这样。”这份随手记、用心学的习惯，成为他治学路上的第一个“基本功”。
高中时候，语文老师说他“诗写得不错，但文章还得努力，词语不腴，思路打不开。”听了老师的建议，他就主动查缺补漏，多看报纸、杂志，把没掌握的词、写得漂亮优美的句子都记下来，作为知识和文笔的补充，凭借这份努力，他在温州一中国庆十周年征文比赛中斩获一等奖。
进入大学，陈增杰专注深耕古代汉语，每日泡在资料室研读古籍至闭馆，恪守“学而时习之”，坚持做笔记、反复复盘，为后续学术研究筑牢根基。恩师夏承焘先生更是在日记中给予他高度评价：“夕陈增杰来谈《唐宋词选》。此子颇好学，永嘉后起之秀也。”一句赞誉，成为他治学路上的光，照亮至今。夏先生的严谨与开阔，也深深烙进他的治学底色。
在特殊年代，“读书无用论”盛行，图书馆封闭，古籍难寻。几经辗转，他获识温州图书馆老馆长梅冷生先生，以真挚的求学诚意和周详的读书计划，获得借阅的破例许可。梅先生安排古籍部工作人员为他借阅书籍，并“约法三章”：阅毕即还，再借下一部；不可损坏丢失；不要转借他人。在他心中，语言文字与古典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知识的价值，从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逝。这段沉心向学、静守书香的岁月，为他的研究实践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彼时，无人知晓这个在寂寞中苦读的青年，未来会成为家乡文脉守护者、一部国家级辞书编纂的“老兵”。
丹心铸华章 辞书路上守初心
1977年，国家启动《汉语大词典》编纂工程——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旨在填补国内大型汉语辞书的空白。陈增杰受邀成为温州编写组首批成员，从此与辞书结下四十年不解之缘。
当时，无电脑辅助，资料极度匮乏，工作难度极大。作为中青年骨干，陈增杰担任浙江省编委和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前身）编写组副组长，不仅负责编写组的日常管理工作，还参与浙江省词办和上海编纂处的审稿任务。他不辞辛劳，不计名利，全身心投入，获得高度评价，被省词办负责人方福仁作诗称为“一柱天南”。在编纂过程中，他参与“人、巾、山、戈、户、手”等部首的编纂，手工翻阅古籍、摘抄字词、制作卡片。为一个字、词的释义，他能翻阅数百卷典籍，进行汇总比较，提炼真义；为每一条引用的例证，核对原文，做到目验始信。几十万字文稿，字字句句皆从故纸堆中“淘”出。从一张张卡片到煌煌巨著，凝聚着他和编写组成员不计个人得失的心血。
编纂之路充满艰辛，陈增杰却甘之如饴。1985年底，首卷付印在即，他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肝病住院；次年刚好转便带队实习，旧疾复发转为慢性。2017年，《汉大》二版修订攻坚，陈增杰在工作中突发心梗，住院植入支架，出院不久，又坐回书桌前，只因“第三册的主编定稿还没做完，放心不下。”从初版主要撰稿人，到简编版编委，再到二版编委、分册主编；从1977年到2020年，在四十多年间，他亲历了这部巨典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完善的全过程。他在《<汉语大词典修订丛稿>后记》中写道：“‘玄发相逢雪满颠’，于这部大词典可谓情有独钟，竭尽辛劳，贡献绵薄。”这份对辞书事业的执着和坚守，让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汉大》老兵”，令人肃然起敬。
陈增杰将自己的治学要诀总结为：“采铜于山，厚植功力，仔细严谨。”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辞书编纂，更贯穿于他所有的学术研究中。如今步入AI时代，资料检索空前便捷，学术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可在陈增杰看来，无论工具如何进步，治学的根本从未改变。他对青年学者寄予殷切期望：“功力才是根本，工具只是辅助”。他希望青年学者夯实训诂学、文献学等基础功底，培养去伪存真的甄别判断能力，保持对知识的求知热忱，弃绝浮躁功利，脚踏实地做学问。
四十年风雨兼程，青丝变白发。他以一生赴一事，把最黄金的岁月，全部献给了这部代表国家文化水准的辞书。
情系瓯越地 守护文脉传薪火
在学界，陈增杰研究领域宽广，涵盖训诂学、古典诗学和辞书编纂、古籍校释、地方文献等等，但他始终明确：“我的根，是训诂学。以训诂治辞书，所以精准；以训诂解诗词，所以深刻；以训诂理文献，所以可靠。”
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陈增杰始终怀揣着对乡邦的深情，将地方文献整理视为自己的使命。1982年，当地方文献研究尚未受到重视时，他便率先着手永嘉四灵诗集的编校，接着进行林景熙、李孝光等宋元名家的文集校释，立志把被历史尘封的温州诗人群体“请回”文学史，焕发他们本来就具有的璀璨光彩。
校笺整理的道路困难重重。宋元时期的温州文献散落各处，珍本难寻，陈增杰多方寻访，到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查找；托友人搜集资料，对无法借阅的文献，恳请友人拍照留存；诗句中的生僻字词、温州地域方言，缺乏明确释义记载，他便运用训诂方法，揣摩诗歌语境，结合温州地域文化特色，综取博考。《林景熙集校注》《李孝光集校注》等著作，经他三至四次修订打磨，力求精准妥帖，趋于完善。面对学界对永嘉四灵诗派的偏颇评价，陈增杰以扎实的研究为其正名，还原诗派的真实文学价值，让温州宋元诗歌的独特魅力被更多人看见和重视。
对于当下温州文脉的传承和发展，陈增杰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将温州历史文献的整理作为重点工作，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编集、校点、笺注、评论，加大财力投入，组织并资助产出更多有价值的、能传世的成果，杜绝粗制滥编，也不要专注于猎取影印；二是加强地方文献的普及，为温州历代名家编纂选集，整理名篇名句供大众记诵，弥补当前缺乏高质量通俗读本、宣传力度不足的短板，让地方文献走进大众生活；三是着力培育文脉传承力量，解决年轻一代对地方历史文化认知不足、兴趣不高的问题，为温州文脉传承注入新生力量。
虽已退休多年，陈增杰仍未停下学术脚步，每日坚持工作四小时，稳步推进未完成的研究项目。有人问他，长年伏案、考证、校勘，枯燥吗？他总是笑着回答：“有兴趣就不枯燥，有爱好就很愉悦。”
陈增杰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笃行；没有振聋发聩的宣言，只有润物无声的坚守。他以训诂为根，以热爱为翼，以初心为舟，在学术的道路上求真问是，不仅为温州大学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也为温州文脉传承点亮了明灯。治学之路无止境，这位白发学者，仍在向着学术的“熹微晨光”不断前行。
来源：温州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