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尚文。但温州，大抵是个异类。这里的人，血脉里流淌的，是崇商的血液。围炉夜话，讲得多的，是这个买了几套房，那个赚了多少钱。虽然处在江南，但还是有人将之比拟为文化沙漠。
着手做《温州人物志》，就想写写有意思的温州人，定位在文化艺术界人士。因为我想，凡有逆向思维的人，都比较特立独行，在崇商的地方从文从艺，就是在沙漠里建绿洲，自然有他的可歌可泣之处。
随着采访的深入，发觉温州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写之不尽，这片文化绿洲，有着别样的勃勃生机。
本期推出的是一介学人陈增杰先生一一《汉语大词典》二版编委、分册主编。他在温州的名声也许并不响亮，只有很少一部分与他学识相当的人、一部分与他有较深交往的人，才真正懂得他的价值与分量。
低调的老先生却满足于现状。他的人生并不呼啸，但不呼啸的人生，有时更令人感怀。
陈增杰先生
四十年间 两度参编《汉语大词典》
1994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是一部代表国家科研水平的大型汉语语文词典，曾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权威工具书、联合国汉语翻译工作用书。这部词典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牵头，华东六省一市共同完成，浙江省分担六分之一任务。温州也成立了编写组，以原来温州师专为主，抽调市县精兵强将组成，马锡鉴任组长，陈增杰任副组长。
“我毕业于浙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对语言训诂很感兴趣。第一次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从1977年至1984年，历时8年。当时没有电脑，搜集语料很困难，都是靠手工，分头看书做卡片。经过文革后，书也很难找，温州市图书馆提供了很大帮助。温州交通不便，但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往上海、杭州跑，联系工作、开会，还有就是购书。”
虽然条件艰苦，资料匮乏，但词典编写组学术风气浓厚，出了不少人才，其中“陈增杰、潘悟云、张如元”被马锡鉴先生称为“三剑客”。1994年《汉语大词典》全部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功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会祝贺，陈增杰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
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问世十九年的《汉语大词典》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为此，2012年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版编纂启动大会，成立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社科院、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担任主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增杰受聘担任编委，成为浙江省获聘的7位编委之一。2015年应聘为分册主编，被委以重任，目前正担任25大册中第三册的主编定稿工作（前三册最受重视，要求为后续的工作起示范作用）。
“过去是‘人海战术’，现在是‘分产到户’，由分册主编负责定稿。现今修订工作已经做到第三步。分册主编权力很大，责任也很重，将来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面貌基本上是由分册主编确定下来的。我目前负责第三册上半部分，长条稿663页，计110万字，明年5月交稿。如同做作业，每天的功课是1.5页。改动、增补的地方相当多，难度很高，工作量很大。”
“四十年间，前后两度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我总结的经验是：第一，见闻要广。博闻广见，视野开阔，各种各样的书都要接触经眼。第二，要善于判断。语料纷繁，需要进行甄别取舍，去伪存真。第三，作风要细致严谨。修正错失，增补词目、义项、书例，都要仔细推敲斟酌，不能粗心大意，力避出现新的差错。使用的每条例证都要找来原书查核，‘目验始信’，不看过不放心。有时候一本书不够，还得参考多种版本，直到确定无疑才罢休。我想，做任何学问都要如此，道听途说是要不得的。”
评选唐宋诗歌 挖掘地方文献
谈起唐宋诗的话题，陈先生饶有兴趣，滔滔不绝。他说：在唐诗的高峰面前，宋人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另寻门径，别开户牖。如果说唐诗主“气”主“韵”，则宋诗主“格”主“意”。唐诗以风韵胜，以气象胜，以浑厚胜，宋诗则显示了格律精严、命意新巧、锻炼工细和善于熔铸故典的特点。前人称唐诗为“唐音”，宋诗为“宋调”，说明两者气格风貌迥异，各具面目。较诸元明清诗，自不可同年语矣。所以，我们不应轻看宋诗。
他于1985年出版《宋代绝句六百首》，《读书》杂志曾作介绍。1993年完成的120万字大著《唐人律诗笺注集评》，这是他自己说的“用力甚勤”的得意之撰。已故诗词评论家吴战垒极为称誉，评云：“学殖深厚，心得甚夥，能将朴学之求是精神与诗学之通脱气象相融合，故其说诗决无凿空之语。”2007年出版《唐诗志疑录》，对宋元明清以来唐诗评解中的疑难问题，归综诸说，提出自己的判断意见。
挖掘温州地方文献，就是在保护温州文化，宣扬和传承温州文化，陈增杰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功臣。他于故邦文献整理，起步甚早。1985年编校出版《永嘉四灵诗集》，1995年出版《林景熙集校注》。2001年担任《温州文献丛书》副主编，2005出版《李孝光集校注》，2012年出版《林景熙集补注》，2014年出版《李孝光选集》。经过他的编集、校勘、笺注和评论，让永嘉四灵、林景熙、李孝光这些文学名家从历史的尘封中被挖掘被展现出来，闪亮登场，赢得世人瞩目。他说，温籍诗人，他们的成就是最高的。
陈先生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在选定一个研究对象后，便倾注全力，决不中途放弃。《李孝光集校注》出版后，学界评价很高，但他自己并不满足，不断地对进行加工、补充和纵深研究，精益求精，并撰写《< 全元诗>李孝光诗校订》等系列论文，又出了选集，列入“浙江文丛”精装4册的《增订李孝光集校注》也将于近日面世。
“优秀的文化遗产是要加以深入全面挖掘，俾前哲之馀绪不坠，德业重彰，这是乡邦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收集到的李孝光作品，比《全元诗》增加了146首，比《全元文》增加了20篇，比《全金元词》增加了5首。这些现当代修纂的集大成总集，收录并不完全，我们就要采撷这些被遗落的明珠。做事要讲专注，讲深入，蜻蜓点水不免贻笑大方。一个李孝光，我研究了16年；而林景熙，我持续研究了20年。只有坚持不懈，方能有所超越。”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学界的风气也已不古，而陈增杰从事的，又是语言训诂、诗词研究工作，在外人眼里，难免会成为老学究、老古董。但他不惜坐得板凳冷。
“也有人问我，天天坐在那里，会不会枯燥。我觉得，有兴趣就不枯燥，有爱好就很快乐。‘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不倦地播植，期盼着收获。这是我很爱诵的诗句。我有看不完的书，每找到一条新的材料，获得一点新的启示，就很开心。‘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我只怕自己时间不够，事情做不完，哪里还会有其它的想法？”
读圣贤文章，做自己的学问
陈增杰是位学人，他的兴趣爱好就在读书、做学问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无事可做，就关起门来读书。他那时盯牢看的是《诗经》、《楚辞》和《左传》。老先生从书柜里拿出自己当年做的读书笔记，《诗经》有20本，《楚辞》10本，《左传》11本。细细巧巧的字，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本，有的地方还粘贴了后来补注的字条，看得人不禁有些震撼。这哪里是单纯的读书笔记，其中完全蕴含了他的见解、他的才华、他的心血。
“我最喜欢屈原的作品，幽隐悱恻，很感动人。我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的。我涉猎的注解本很多，不独看一家之言。可以说，这三部作品我是非常用功过的，它们是我做学问的基础，是根本，后来对唐宋诗歌、乡土文献的研究，不过是伸展出来的枝叶。做学问，基础很重要，只要根基扎实，正如土壤肥厚，任是撒下什么种子都能茁壮生长。”
陈增杰自足于单纯的学术生涯，平淡而充实，怡然自得。在他从学的道路上，得到了前辈的奖掖和同道的惺惺相惜。他年轻时，即得夏承焘先生赏识，《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这样的称赞之语：“此子颇好学，永嘉后起之秀也。”他的才干学识，更是得到苏渊雷先生激赏，经苏先生引荐，与钱钟书先生有了书信往来。钱先生称其“治学朴平微至”(谓朴素平允细致周到），“学问已自成家”。 编纂《汉语大词典》，则成就了他与潘悟云、张如元“三剑客”的友谊。
2017年5月份，陈增杰在完成《汉语大词典》二版编纂修订工作后，手头还有不少事情等着去做：《宋人千首绝句》、《宋元温州诗略》、《永嘉四灵诗集笺评》……
老先生很用功，他倾其时光、心血在文化研究上，尤其是对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上，他以他的方式在为温州文化鼓与呼。他认真至严谨、专注至完美的学人精神，低调、不张扬的学人态度，令他并不呼啸的人生，有了一种张力，有了更感人的情怀。
（周红/文 阿达/摄影 温州新壹周 2016051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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