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风采
    温大学人
    温州人物志 | 陈增杰:并不呼啸的人生
    作者: 编辑:   来源:温州新壹周   日期:2016-05-17 阅读: [ ]

    江南尚文。但温州,大抵是个异类。这里的人,血脉里流淌的,是崇商的血液。围炉夜话,讲得多的,是这个买了几套房,那个赚了多少钱。虽然处在江南,但还是有人将之比拟为文化沙漠。

    着手做《温州人物志》,就想写写有意思的温州人,定位在文化艺术界人士。因为我想,凡有逆向思维的人,都比较特立独行,在崇商的地方从文从艺,就是在沙漠里建绿洲,自然有他的可歌可泣之处。

    随着采访的深入,发觉温州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写之不尽,这片文化绿洲,有着别样的勃勃生机。

    本期推出的是一介学人陈增杰先生一一《汉语大词典》二版编委、分册主编。他在温州的名声也许并不响亮,只有很少一部分与他学识相当的人、一部分与他有较深交往的人,才真正懂得他的价值与分量。

    低调的老先生却满足于现状。他的人生并不呼啸,但不呼啸的人生,有时更令人感怀。


    陈增杰先生

    四十年间 两度参编《汉语大词典》

    1994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是一部代表国家科研水平的大型汉语语文词典,曾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权威工具书、联合国汉语翻译工作用书。这部词典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牵头,华东六省一市共同完成,浙江省分担六分之一任务。温州也成立了编写组,以原来温州师专为主,抽调市县精兵强将组成,马锡鉴任组长,陈增杰任副组长。

    “我毕业于浙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对语言训诂很感兴趣。第一次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从1977年至1984年,历时8年。当时没有电脑,搜集语料很困难,都是靠手工,分头看书做卡片。经过文革后,书也很难找,温州市图书馆提供了很大帮助。温州交通不便,但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往上海、杭州跑,联系工作、开会,还有就是购书。”

    虽然条件艰苦,资料匮乏,但词典编写组学术风气浓厚,出了不少人才,其中“陈增杰、潘悟云、张如元”被马锡鉴先生称为“三剑客”。1994年《汉语大词典》全部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功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会祝贺,陈增杰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

    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问世十九年的《汉语大词典》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为此,2012年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版编纂启动大会,成立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社科院、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担任主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增杰受聘担任编委,成为浙江省获聘的7位编委之一。2015年应聘为分册主编,被委以重任,目前正担任25大册中第三册的主编定稿工作(前三册最受重视,要求为后续的工作起示范作用)。

    “过去是‘人海战术’,现在是‘分产到户’,由分册主编负责定稿。现今修订工作已经做到第三步。分册主编权力很大,责任也很重,将来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面貌基本上是由分册主编确定下来的。我目前负责第三册上半部分,长条稿663页,计110万字,明年5月交稿。如同做作业,每天的功课是1.5页。改动、增补的地方相当多,难度很高,工作量很大。”

    “四十年间,前后两度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我总结的经验是:第一,见闻要广。博闻广见,视野开阔,各种各样的书都要接触经眼。第二,要善于判断。语料纷繁,需要进行甄别取舍,去伪存真。第三,作风要细致严谨。修正错失,增补词目、义项、书例,都要仔细推敲斟酌,不能粗心大意,力避出现新的差错。使用的每条例证都要找来原书查核,‘目验始信’,不看过不放心。有时候一本书不够,还得参考多种版本,直到确定无疑才罢休。我想,做任何学问都要如此,道听途说是要不得的。”

    评选唐宋诗歌 挖掘地方文献

    谈起唐宋诗的话题,陈先生饶有兴趣,滔滔不绝。他说:在唐诗的高峰面前,宋人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另寻门径,别开户牖。如果说唐诗主“气”主“韵”,则宋诗主“格”主“意”。唐诗以风韵胜,以气象胜,以浑厚胜,宋诗则显示了格律精严、命意新巧、锻炼工细和善于熔铸故典的特点。前人称唐诗为“唐音”,宋诗为“宋调”,说明两者气格风貌迥异,各具面目。较诸元明清诗,自不可同年语矣。所以,我们不应轻看宋诗。

    他于1985年出版《宋代绝句六百首》,《读书》杂志曾作介绍。1993年完成的120万字大著《唐人律诗笺注集评》,这是他自己说的“用力甚勤”的得意之撰。已故诗词评论家吴战垒极为称誉,评云:“学殖深厚,心得甚夥,能将朴学之求是精神与诗学之通脱气象相融合,故其说诗决无凿空之语。”2007年出版《唐诗志疑录》,对宋元明清以来唐诗评解中的疑难问题,归综诸说,提出自己的判断意见。

    挖掘温州地方文献,就是在保护温州文化,宣扬和传承温州文化,陈增杰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功臣。他于故邦文献整理,起步甚早。1985年编校出版《永嘉四灵诗集》,1995年出版《林景熙集校注》。2001年担任《温州文献丛书》副主编,2005出版《李孝光集校注》,2012年出版《林景熙集补注》,2014年出版《李孝光选集》。经过他的编集、校勘、笺注和评论,让永嘉四灵、林景熙、李孝光这些文学名家从历史的尘封中被挖掘被展现出来,闪亮登场,赢得世人瞩目。他说,温籍诗人,他们的成就是最高的。

    陈先生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在选定一个研究对象后,便倾注全力,决不中途放弃。《李孝光集校注》出版后,学界评价很高,但他自己并不满足,不断地对进行加工、补充和纵深研究,精益求精,并撰写《< 全元诗>李孝光诗校订》等系列论文,又出了选集,列入“浙江文丛”精装4册的《增订李孝光集校注》也将于近日面世。

    “优秀的文化遗产是要加以深入全面挖掘,俾前哲之馀绪不坠,德业重彰,这是乡邦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收集到的李孝光作品,比《全元诗》增加了146首,比《全元文》增加了20篇,比《全金元词》增加了5首。这些现当代修纂的集大成总集,收录并不完全,我们就要采撷这些被遗落的明珠。做事要讲专注,讲深入,蜻蜓点水不免贻笑大方。一个李孝光,我研究了16年;而林景熙,我持续研究了20年。只有坚持不懈,方能有所超越。”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学界的风气也已不古,而陈增杰从事的,又是语言训诂、诗词研究工作,在外人眼里,难免会成为老学究、老古董。但他不惜坐得板凳冷。

    “也有人问我,天天坐在那里,会不会枯燥。我觉得,有兴趣就不枯燥,有爱好就很快乐。‘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不倦地播植,期盼着收获。这是我很爱诵的诗句。我有看不完的书,每找到一条新的材料,获得一点新的启示,就很开心。‘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我只怕自己时间不够,事情做不完,哪里还会有其它的想法?”

    读圣贤文章,做自己的学问

    陈增杰是位学人,他的兴趣爱好就在读书、做学问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无事可做,就关起门来读书。他那时盯牢看的是《诗经》、《楚辞》和《左传》。老先生从书柜里拿出自己当年做的读书笔记,《诗经》有20本,《楚辞》10本,《左传》11本。细细巧巧的字,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本,有的地方还粘贴了后来补注的字条,看得人不禁有些震撼。这哪里是单纯的读书笔记,其中完全蕴含了他的见解、他的才华、他的心血。

    “我最喜欢屈原的作品,幽隐悱恻,很感动人。我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的。我涉猎的注解本很多,不独看一家之言。可以说,这三部作品我是非常用功过的,它们是我做学问的基础,是根本,后来对唐宋诗歌、乡土文献的研究,不过是伸展出来的枝叶。做学问,基础很重要,只要根基扎实,正如土壤肥厚,任是撒下什么种子都能茁壮生长。”

    陈增杰自足于单纯的学术生涯,平淡而充实,怡然自得。在他从学的道路上,得到了前辈的奖掖和同道的惺惺相惜。他年轻时,即得夏承焘先生赏识,《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这样的称赞之语:“此子颇好学,永嘉后起之秀也。”他的才干学识,更是得到苏渊雷先生激赏,经苏先生引荐,与钱钟书先生有了书信往来。钱先生称其“治学朴平微至”(谓朴素平允细致周到),“学问已自成家”。 编纂《汉语大词典》,则成就了他与潘悟云、张如元“三剑客”的友谊。

    2017年5月份,陈增杰在完成《汉语大词典》二版编纂修订工作后,手头还有不少事情等着去做:《宋人千首绝句》、《宋元温州诗略》、《永嘉四灵诗集笺评》……

    老先生很用功,他倾其时光、心血在文化研究上,尤其是对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上,他以他的方式在为温州文化鼓与呼。他认真至严谨、专注至完美的学人精神,低调、不张扬的学人态度,令他并不呼啸的人生,有了一种张力,有了更感人的情怀。

    (周红/文 阿达/摄影 温州新壹周 2016051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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