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其实就是违章建筑。”在北京市城内一家敬老院附近，院长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无奈地说。
在其手指方向，一个狭长的敬老院，坐落在前后两座居民楼之间。此前，敬老院所在地为公共绿地。这位院长说，2006年，为了给周边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街道着手在此兴建敬老院；“刚建的时候，我们白天建，晚上就有居民拆。就这样边建边拆，直到派出所出面，敬老院才最终建成。”
望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位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院长很不理解，孝敬老人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想建个敬老院却会没有地。
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15日，北京土地拍卖再创天价，一日之内诞生三个地王。
在养老问题上，同样让人费解的事还有很多。今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黎在发言中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67亿，2020年，更将达到2.48亿。2009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委员会在对江苏、山东、辽宁、甘肃等省调研时发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本刊记者注意到，张黎在发言中共五次用到“十分突出”。其中包括，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与养老保障负担能力的矛盾十分突出；劳动人口逐步减少与赡养人口快速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口流动加快与空巢老人照料的矛盾十分突出；老年人多种需求与老年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十分突出；老龄人口服务管理与现行体制的矛盾十分突出。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一床难求”和养老公寓空置率较高现象，在一些城市同时存在。一方面，市内的公办公营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排队等床现象广泛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相对高端的养老公寓却入住率偏低，经营状况欠佳。
一位民营敬老院负责人通过本刊呼吁，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养老服务行业的政策扶持，“没有政策扶持我们全完蛋。”
租间平房等床位
2009年年底，刚从颐寿轩敬老院菜市口分院回家不久的王老太太，再次打电话颐寿轩。她说，想再回养老院住。让她没想到的是，曾经悉心照料她两年之久的颐寿轩，却告诉她，暂时不能入住。
敬老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6月，70多岁的王老太太入住颐寿轩。老人来了以后，敬老院安排护理人员悉心照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根据颐寿轩的规定，在为老人洗澡时，由10个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其中，6人帮老人脱衣服，4人为老人洗澡。
2009年3月，王老太太家里买了房子，家属把她接了回去。但是，在家住几个月以后，王老太太还是想念敬老院的生活。用她的话说，“我想‘回家’。”于是，就出现了再次给颐寿轩打电话那一幕。
敬老院里已经没有了床位。无奈之下，王老太太的家属就带其到别的敬老院看看。然而，要么是同样住满，要么是不满意那里的环境。最后，王老太太下定决心，不再找敬老院了，认定了颐寿轩。于是，她在颐寿轩旁边租了间平房，盼望着一有床位空出来，自己好住进去。
“排队等床，就是熟人来了也帮不了忙！”敬老院另一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敬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并非孤例。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李红兵告诉记者，月坛敬老院共有50个床位，排队等候床位的也有50多人。
《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08年底，有北京户口的60岁以上老人共有218万，但是，床位却只有39994张。而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按照国际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50张测算，全国老年人约需养老床位800万张，而目前仅有250万张。
北京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汇晨老年公寓理事长马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当前，养老服务机构主要有公办公营、民办民营和公办民营三种形式。在此之中，公办公营的入住率最高，“一床难求”现象非常普遍。其原因在于，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往往具有天然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往往在市中心且靠近居住区，医疗、交通等配套设施有优势。
记者注意到，从颐寿轩菜市口分院出发，不足十分钟即可步行至健宫医院。而且，周边环境较好，陶然亭公园、法源寺均适合老年人散步。
另外，公办公营养老机构往往收费较低。马剑说，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场地由政府提供兴建，作为养老机构投入的最大一部分已不成问题。一般来说，一个老年人，每月收费在千元左右，如果需要护理的老人，价格稍高一点。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表示，由于公办公营优势突出，且排队的人较多，因此，在个别地方，一些掌握着特殊资源或者有钱的，更容易成为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住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经营状况好。在宣武区一家公办公营养老机构里，负责人告诉记者，其目前收支基本持平。目前，该敬老院共入住90位老人，每位老人每月付敬老院1360元。但是，在采暖季节，一天就需烧一桶多柴油，仅此一项，一天就需1500多元。而且，员工成本也在上升，加上各项保险，每位护理员每月工资大约为2000元。
这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的负责人月工资，总体上为三四千元。他略显愧疚地说，如果有钱，他很想改善敬老院的设施，比如在屋里铺上地毯，把橱窗改善一下。
不仅如此，“公办公营”也给政府带来较大压力。马剑表示，由于是“公办”，往往需要一定的编制名额；由于是“公营”，政府还要参与到后期的维护和运营中去，如此造成政府投入过重。
打了100多次电话以后
3月24日，本刊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汇晨老年公寓。看到有人来访，年逾八旬的孙兰笑容满面，向记者一一展示自己收藏的洋娃娃。她抱起电视机旁的一个洋娃娃说，这个会说话。在孙兰的摆弄下，洋娃娃欢迎着客人，并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安妮。”
孙兰老人先后在外交部和文化部工作。因英文、法文俱佳，她曾经担任周恩来的翻译。2009年4月，孙兰老人想找个养老公寓安度晚年。为此，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在网上搜索到了北京市共300多个养老机构的联系方式。
由于孙兰曾到多个国家访问，她对养老机构的要求较严格。其一，要能为不能理自理的老人提供服务；其二，环境必须好。然而，她在向养老机构咨询时却发现，很少有养老机构愿意接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且，这些养老机构在接纳老人时，往往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其亲属必须将其接走。孙兰身体很好，但是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下降，因此，这类养老机构孙兰均不愿入住。
而在为数不多的愿意为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服务的养老机构中，孙兰一去看才发现，大多环境较差，往往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且好几个人住一间房子。
就这样，孙兰打了100多个电话。最终，她选择了汇晨老年公寓。她住的是个单间，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每月需付4350元。
记者注意到，汇晨老年公寓户型多样，且户户朝阳，社区里还有温泉和诸多适合老年人的设施。公寓负责人介绍，一期工程占地114亩，共有712张床位，2007年10月31日投入使用。
采访中，记者发现，该公寓入住的老人退休前往往是高收入阶层，或者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不乏副部级待遇离退休干部。马剑表示，二期工程建成以后，将会更加适合普通工薪阶层。
马剑表示，汇晨老年公寓采取的是公办民营的形式。2007年，公寓建成以后，北京市民政局公开招标。其时，共有4家企业竞标，汇晨因长期关注老年服务行业，且实力较雄厚，最终中标。
不过，马剑透露，当前，老年公寓大多亏损。据他了解，2009年，北京郊区一家老年公寓亏损达500万元以上。他向本刊分析，其一，公办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不高。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往往在郊县，交通、医疗配套不足。据他了解，上述老年公寓的入住率仅为60%以上。“这已经是比较高的，有些养老公寓的入住率甚至仅为30%左右。”
其二，电费支出较大。马剑表示，根据有关部门此前规定，养老院的电费应该按居民用电价格收取，每度电4毛多钱。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每度电收取8毛多钱。由此给企业运营造成极大的经营压力。以京城郊县某老年公寓为例，由于该公寓采暖均使用地源热泵，耗电量过大，一个月仅电费支出就30多万元，一年就是300多万元。
其三，“成本比较高，收费又上不来。”在汇晨老年公寓，一个不需护理的老人，住一个床位需要2150元，含服务费、采暖费、上网费。最初，汇晨老年公寓采用过会员制，通过这种方式，会员的入住费用酌情减免，企业用这些钱投资。后来担心投资风险，遂作罢。不过，据记者了解，现在一些养老公寓仍在收会员费，少则二三十万，多的甚至高达百万元。
马剑说，老年公寓运行成本比较高，除了能源成本以外，人员工资占很大比重。以汇晨老年公寓为例，仅员工工资一项，一年就需支付500多万元。另一方面，由于入住率低，增加收费的难度亦相当大。
“民办民营”的场地困境
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养老机构场地困难问题已相当严重。其中，最困难的当属民办民营养老机构。
这类民办民营养老机构规模往往较小，有的只有几十张床位，多的也只有几百张。而且，敬老院内设施往往比较陈旧。一些比较小的敬老院，老人娱乐设施相对匮乏。
马剑说，这种现象主要缘于场地问题。他表示，和“公办”不同的是，“民办”的最大门槛在于土地和房屋限制。
“养老院建设不同于地产项目，其采取的是一种类似租赁的经营模式，养老院建成以后不能当房子卖。”马剑表示，受此制约，民办民营养老机构主要通过租房屋建立养老院。然而，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租赁合同最长只有20年，因此养老机构大多不愿更新设施。记者了解到，昌平有家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已经租了11年的房子，虽然租赁合同还有9年才能到期，但养老机构仍然不愿更新设备。用该养老机构负责人的话说，不知道到时还能否继续做养老事业。
马剑告诉记者，和“公办”相比，“民办”享受着更多的政府补贴。一般来说，“公办”只有床位补贴，一个床位每月补助100至150元；“民办”享受床位补贴的同时，还享有一定的建筑补贴优惠，一个床位一次性补助8000至16000元。
但是，这并不代表“民办”就此无忧。与之相反，占机构养老大多数的“民办”，其经营的压力最大。马剑分析，由于前期建设敬老院的投入较大，因此，在后期经营过程中，“民办”的资金压力更大。
与此同时，政策落实的缓慢，也对养老机构形成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尤其加重了“民办”的经营压力。比如，补贴到位滞后。据记者采访了解，不少养老机构近期刚领到2008年的政策补贴款。
马剑坦言，当前，养老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也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但是，正因为前期投入太高和相关政策匮乏，很多资金不敢进入养老事业。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月22日，北京市首家老年日托所——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宣布停办。在此之前，该老年日托所后院休息房门上悬挂的“晚菊傲霜”标牌早已摘下。
这家老年日托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资金压力是其停办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所成立于2007年2月，入托老人每天只需交5元钱即可享受午餐和一定的休闲娱乐设施。苹果园街道办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为民表示，日托所由社区服务中心开办，是一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他还透露，自开办以来，日托所一直在赔钱，目前已经无力运营。
3月25日，当本刊记者就首家老托所“关张”问题联系张为民时，他旋即挂掉了电话。随后，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接电话人员称，张为民不在办公室。
首家老年日托所的关张，引起了舆论较大关注。分析人士认为，2007年，苹果园街道老年日托刚创办时，由于是一种较新的模式，曾有不少社区效仿。因此，该日托所的此番关张，无疑让“后来者”多了一份忧虑。
“离开政府的支持，敬老院无法发展！”采访中，颐寿轩相关负责人向本刊记者直言。
他说，养老机构的客户均为老人，对老人最重要的是安全。他表示，老人磕到碰到很容易受伤，由此造成的纠纷较多。他认为，在此方面，保险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不少保险公司来说，70岁以上老人是不纳入意外伤害保险范围的，而入住敬老院的却大多在此年龄段。“既然企业可以为养老做公益事业，保险行业为什么不能为老人多想一点呢？其实，只要有个意外伤害险就够了！”
曾在多个国家访问的孙兰向本刊记者介绍，和中国的大型养老机构相比，欧洲的养老机构要小得多。以布鲁塞尔为例，比较常见的是两层楼，楼上、楼下分别住三个人。但是，志愿者的服务非常好。志愿者在为老人服务时，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将来也靠积分获得等值服务，“类似于献血。”孙兰认为，这种模式应该在中国推广。
马剑认为，当前，应该尤其加大对养老护理人员的培养。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按照老年人口与护理人员配备比例3:1测算，全国有2830万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因此，养老护理人员约需要1000万人，而目前全国养老机构职工仅22万人，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2万多人。不仅如此，护理人员的周转率非常高，很多老年公寓的人员周转率高达100%，据马剑介绍，个别老年公寓甚至高达140%，他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有相关的行业职业规划，一些专业学校应在此方面加强人才培养。
现居汇晨老年公寓的陆碧茹老人通过本刊建言，医疗方面应该对老年人更加宽松。在汇晨老年公寓建成以前，陆碧茹和其爱人曾在天津养老。但是，在当地治病，却涉及一个医疗费无法报销的问题。她认为，在此方面如果国家多松个口子，很多在京老人到其他城市养老将更加方便。
“养老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局部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问题。”李红兵说，近年来，民政部门在老年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盯了局部没看系统；盯了硬件没抓软件；布了局，也放了零件，但是这些零件没有互相咬合发挥作用。”
他认为，要把养老事业统筹考虑，准确划分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半自理能力老人和能自理老人。其中，政府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需求，因为这不仅仅是老人个人的问题，也是家庭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
对于半自理老人，可采用居家养老模式，政府则应通过资源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完成政府组织公共服务的真正的任务，解决这类老人的卫生健康医疗问题。
对于更大一部分能自理的老人，李红兵认为，政府要管的是组织，让老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金建辉 实习生王凤玲 来源/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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