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五四年考入瑞安中学高中部。教我们历史课的是马允伦先生。当时是解放初期，先生也还年轻，他的穿着还留有民国的遗风，中山装的领扣总是扣齐，有时也穿灰蓝色长衫，颈上挂一条枣红色的围巾，很像五四时期大学生的范儿。因此马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清秀俊朗、整洁朴素。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总会插入与教材相关的历史故事。叙述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趣味横生，因此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学生都生怕听到下课铃。但令人想不到的，下课铃一响，马先生的讲课也就是最后一句，仿佛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马先生上课都会先以提问的方式来复习前一节课的内容。他把问题写在小纸条上，一般有三张纸条，分别请不同的学生回答。因此我们在课前也总要复习一下历史，怕在被叫到时回答不出而不好意思。有时对同学的回答不大满意，他会叫一位学生站起来朗读课本中最要紧的一段。马先生不仅仅叫我们记住历史，还教导我们思考分析历史。比如讲到四大文明古国，有三大古国文明传统都中断过，只有中国文明传统未曾中断，这是为什么？张骞出使西域，经历种种困难，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道路有何贡献？类似的问题马先生会经常提出，所以许多同学对历史产生了兴趣，马先生在同学们的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先生除了上课之外，还经常在学校里开讲座。学生会在布告栏里“海报”一贴，某星期六下午，在图书馆阅览室里，马允伦先生讲什么。时间一到很多同学都会自带凳子到阅览室去听马先生讲故事。他讲的都是英雄的故事。比如吴运铎、卓娅与舒拉、保尔、马特洛索夫、奥列格等等。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进入那故事的境界。学生们都佩服马先生的记忆力，一部长篇，他能在两个小时中把主要的事件与主角的曲折经历讲完。马先生讲的是英雄故事，而不是政治理论，他用这些形象生动的故事对学生的心灵却起着潜移默化的滋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潮汹涌，到处揪斗“牛鬼蛇神”。听说马先生无法逃脱厄运，也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写的一些文章与历史故事，也成了“借古讽今”的大毒草。“文革”中期，局势转到造反派他们自己两派在打派仗，从大辩论到动棍棒，再到“大部队”真刀真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风暴稍有冷落。我一次回乡，我心中挂念马先生，就去看望他。他看到我很高兴很激动。他悄悄地诉苦，说红卫兵把他联系到杭州的宋云彬，还联系到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上纲上线，常常遭批斗。他一脸无可奈何，我亦愀然无乐。我只能温言安慰说：“你没有干过不好的事，你写的东西都是出于好心的，随他们批，随他们斗，他们对你也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他说胃常疼，不舒服。我说：“把自己的胃保养好，把身体保养好是最要紧的。”我告辞时，他再三表示感谢。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喜洋洋。十年浩劫，终于结束。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我国最大的一部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启动。早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就确定编写，周恩来总理在病床上批准了这项国家级重点项目。华东地区担任编写任务。编写领导中心在上海，温州一九七七年也成立编写组。但人手不够，任务又重，必须赶快抽调编写人员。当时马锡鉴先生等领导提出要抽调马允伦、杨奔等高水平的先生。我当时年轻，于是编写组派我去瑞安抽调马允伦先生。我到瑞安找到有关单位，当时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有些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没有转过来。某领导竟然说：“为什么一定要抽调他，没有他词典就编不起来？”我就把周总理的批准，编大词典的重要，以及马先生的文史水平高等拿出来说了一番。后来再经工作，终于抽调成功。于是马先生就从瑞安来到温州编写组工作。这样我与马先生就在一起工作。当时苏渊雷先生、马允伦先生、杨奔先生都安排住在石坦巷温师院招待所里，没有带家属，生活有许多不便。但他们情绪很好，热情很高。因为那不断被批被斗的屈辱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知识有用武之地了，所以都全身心地投入编写工作。
有一次，浙江省各大词典编写组集中在莫干山开学术研讨会。莫干山气温突然下降，马先生衣服带得不多，冷丝丝难受，领导没有办法，只得到厨房说明情况，借来厨师的工作服给马先生穿。马先生穿着厨师衣服，大家觉得好笑，马先生也乐呵呵地笑。他在晚饭后常常与我一起散步，并且讲了一些小故事给我听。他说温州女画家蔡笑秋是他妈妈蔡墨笑的姐姐，因孙诒让的推荐，两姐妹一九〇四年赴天津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温州近代公办正规学校最早女学生。因外公蔡英是画家，两姐妹也同习美术。就学四年，一九〇八年毕业时，蔡笑秋被荐为袁世凯之家庭美术教师，外公不同意，两姐妹就南归回乡。正在那年，一代大儒孙诒让逝世，蔡笑秋撰挽联云：“得先生力，游学津沽，自愧野花开近日；正卒业时，归帆瓯海，惊摧梁木怅临风。”后来他母亲专攻刺绣，而蔡笑秋成了著名画家。马先生还讲一个蔡笑秋与张红薇的故事。在上海的著名女画家张红薇年轻时曾同蔡笑秋同学于汪香禅之门，她们情同手足。后来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人老了，怀旧的情感常常涌上心头。张红薇多次提出要蔡笑秋到上海相聚一次。蔡笑秋觉得盛情难却，就做好准备赴沪拜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蔡笑秋见到张红薇，张红薇竟然说：“你不是蔡笑秋，蔡笑秋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她认为这蔡笑秋是假冒的。大概张红薇人老了，有点糊涂了，她脑子留着的是蔡笑秋年轻时的美丽形象，而出现在面前的老态衰颜，步履蹒跚，她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蔡笑秋。弄得蔡笑秋非常尴尬，结果凄然而别。
八十年代初，温州开始发展民主党派，民进组织知道他是无党派人士，就动员他参加民进。当时参加民进的知名人士有诗人马骅、历史学家马允伦、寓言作家金江等。民进正式成立时，马骅被选为民进温州市主委，而马允伦、金江等选为副主委。因为马骅先生已经退休，按上面规定不能担任政协领导，于是马允伦先生担任了市政协的副主席。马允伦先生在政协里参加活动给大家的印象是胆小，发言不多，也许是在“文革”被斗怕了，也许他就不大会当领导。但表面上似冷，而内心是很热的。我当时当政协委员，在两会前，他会常常来与我认真地商讨提案与发言的问题。他对别人也是非常关心的。比如一位青年卢礼阳，很喜欢文史，基础也很好，当时马先生在政协里还兼任政协文史委主任。他想把卢礼阳调到文史委里，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想把卢礼阳调到温师院，也没有成功，后来历史学家胡珠生先生提出整理出版《温州文献丛书》的提议，得到市政府采纳。在讨论日常工作人员人选的会上，马先生又一次主动推荐，说卢礼阳同志年轻有事业心，有著作，踏实认真，能够胜任。胡珠生先生也表示赞成。主持会议的钱兴中市长在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拍板同意。马先生成了伯乐，他有敏锐的眼力，善于识别人才，真可谓“慧眼识珠”，卢礼阳现在已经成为温州市著名的文史专家了。
到一九八四年，《汉语大词典》编写任务完成。马先生留温师院担任历史老师。后来学校给马先生分了房子，在放生池边上。这是高兴的事。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夫人陈春霞老师逐渐出现老年痴呆，而且越来越严重，变成年龄不辨，日夜不分的程度。这段时间马先生精神负担很重，他要陪夫人去看病，他要督促夫人吃药。他吃不好，睡不安，人变得很瘦。他常常向我叹苦。他下课回到家里，夫人就会责怪他怎么这样迟回来，他说一下课就连忙回来了，但他夫人就是不相信。他的夫人原是瑞安县小的名师。谁会想到他深爱的人会痴呆成这样。
“文革”中被批斗怕了，马先生不想再写什么东西了。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好转，马先生又产生了写作的兴趣。他写的历史普及读物很受青少年欢迎，因此许多出版社都来约稿，他的书一印就好几万册，一上架就很快售光，本本都成了畅销书。他曾把《航海家郑和》《古代名将故事》等好多本书，题上“赠沈楚小朋友”，送给我的儿子。我儿子说读马老师的书，就同读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一样有趣味。马先生曾连续几年为《少年文艺》写“借鉴篇”的文章，几乎是开专栏。我读了那些“借鉴篇”，也引起兴趣。我问马先生，我也写几篇可以吧？马先生说当然可以。后来我把古书中读到的有趣的、富有哲理的几个故事改写以后寄去，《少年文艺》也予以刊发。
后来台湾与大陆的民间开始交往，马先生的著作也随之传到了海峡的彼岸。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将略奇才》《包青天审案》在台出版了。台湾还有出版社约请他担任三十卷的大型画册《画说中国历史》的历史顾问，并请他撰写了其中九、十两卷的文字说明。后来马先生参加了《文献丛书》的整理工作。马先生编了《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黄光集》等书。我写了《读〈黄光集〉》的评介文章，他也很高兴。
马先生的著作有四十多部，大约五百万字，而且是全国少有的专为青少年写作的历史文学作家，是讲历史的“故事大王”。想不到有这么多产生那么大影响的著作，教了几十年书，大受学生赞赏的老师，申报正教授时，省里没有通过。打听原因，说是有份量的论文不多，而写青少年的读物是“少儿科”。有朋友建议马先生去找找人，通通关系，马先生说：“算了算了，我不会干这种事。”就这样，马先生最终职称是个副教授，但他淡然处之，并无怨言，照样读书，照样写作历史故事。
曾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有本宣传温州的《世纪之路》一书中说：“1912年4月的一天，孙中山先生乘海轮登上安澜亭码头，受到温州各界的热烈欢迎。又乘船沿瓯江顺潮而下，到了乐清磐石，考察温州铁路和东方大港。”马先生认为这一说法没有根据，搞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地方的光荣就把名人拉来涂脂抹粉，或搞脸上贴金。他就下功夫查阅孙中山的年谱与其他资料，写了一篇《孙中山到过温州吗》一文，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七日在《温州日报》刊登，以充足的理由考明孙中山没有到过温州。结果意想不到的是某某人就打电话给《温州日报》编辑，说以后不要发马先生的文章，似想封杀马先生。马先生对我说起这件事，觉得不可理解，只是摇头叹气。
马先生退休后，碰到石坦巷地段拆迁，他的房子也保不住了，他只得暂住在平阳、瑞安，一住好多年。后来他儿子搬到鹿城，马先生才回到鹿城。但令人伤感的是马先生也出现痴呆，而且发展很快，越来越严重。最后住到新城北边的红景天敬老院里。我的住处与红景天敬老院不太远，我常抽空去看望，也曾几次与吴耀东、卢礼阳一起去看望。开头几次与他说说，他还有一些知道。后来去看望，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嗨嗨地笑。看到一位睿智的先生，变成这样的痴呆，我们非常难过，心中充满伤悲。人们都说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可以防止痴呆。马先生一辈子勤读书、勤思考、勤写作，想不到最后也会患痴呆症，竟然会在凄苦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马先生与世长辞，春秋八十有五。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马先生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在中学时，马先生对我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在词典组时，我遇到疑义，常向他请教，或相互切磋；后来在社会活动中，以及学术研究中，我与他也常常商量与探讨。忘年交，师生情，一直非常亲密友好。
马先生是纯粹的读书人，是谦谦君子，是真正的温良恭俭让。他的品格，他的精神，是我们晚辈永远值得学习继承的典范。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来源：2018，《瓯风》第十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