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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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大词典:一个老兵的回顾

    作者:陈增杰  编辑:老干部工作部  来源:   日期:2018-04-26  阅读:

    2013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第二版编纂出版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我作发言时说:“1977年7月被抽调参加《汉大》编纂工作,时年35岁;2012年复应邀参加《汉大》第二版修订工作,年龄翻了一番,已逾古稀。”在坐的《汉大》二版副主编赵振铎先生(也是《汉语大字典》副主编)微笑着插言:“是《汉语大词典》的一位老兵!”几年前赵先生的这一句话,印象甚深,所以当《汉大》元老孙厚璞先生约撰纪念文章时,我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用上这样一个题目。

    四十年间,两度参编《汉大》。旧日同仁,多半已归道山,俯仰之际,不禁令人感慨兴怀。于是危坐沉思,在如烟的往事中逐渐梳理出些许端绪,勉就此文。

    寸部编纂始末

    1978年底至1979年5月,浙江省出版局、杭州大学、浙江师院、杭州师院、温州师专五个编写组通力合作,完成《汉语大词典寸部释文初稿》的工作。寸部共收词目(单复词)1200条,在《汉大》中属于中等部首。先由各编写组分头撰写,经组内交流、初审;然后送交省词典办公室,抽调全省骨干力量在杭州集中复审、修改定稿;5月初又在上海召开专会,邀请鲁、皖、苏、闽、沪五省市代表参加讨论、商订。9月,定名《汉语大词典寸部初稿》,由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印行,提请编委会审阅,并分发五省一市编写组、国内各辞书编纂单位和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在《汉大》进入编写阶段后,浙江省的工作走在了前头,笔者参与了寸部编写、复审、讨论、定稿的全过程,深感荣幸。

    这是《汉语大词典》首先完工的一个完整部首的初稿,也是《汉大》排印发行的第一个初稿本,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当时存在怀疑、顾虑、犹豫、观望、等待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于重重困难中迈出的坚实一步,对打开编写工作的全局起到了很大的鼓舞推动作用,在《汉大》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时有“青黄不接,寸部先行”之语,就是指的青岛会议、黄山会议后《寸部初稿》作为前茅突破僵局之举。寸部印行后,引起广泛反响,得到专家和读者的肯定,普遍认为:与同类辞书相比,词目有了增加,义项得到充实,内容丰富,质量有较大的提高。《汉大》副主编蒋礼鸿先生说:“这是浙江省全体编写同志、领导同志和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志紧张劳动、反复推敲的成果。就我接触到的同志来说,他们对这个初稿基本上是满意的,认为有不少超过旧辞书之处。这样的评价对浙江的编写同志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1]

    当然,寸部初稿还存在许多阙误,蒋礼鸿先生对全省编写人员作了《汉语大词典寸部初稿刍议》的报告,后来发表在《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62期)。笔者因终始参与其事,对该部条目内容较为熟悉,在尔后的编写查对和阅读中随时注意搜集摘录有关书例,为作《注意初稿本的拾遗补阙工作》,就寸部初稿之补目、补义、补例诸项各举例证说明[2]

    寸部编在《汉语大词典》第二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出版。笔者后来又在《注意初稿本的拾遗补阙工作》基础上,根据不断累积的资料,斟酌增补,写成《汉语大词典寸部订补》一文。《订补》分两部分:(一)释文订补,对原收词条的释义引证作考订校补,包括释义商榷、义项增补和调整、书例溯源、孤证补例、引文校正及技术处理诸项,计89目。(二)词目补遗,系据大词典的收词原则增补应收而未收的词目,提供书证,注明出处,并作释义。全文29000字,分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3期。此文发表后,曾寄请师长和同仁教益,得到许多鼓励。蒋礼鸿先生1990年6月6日赐教:“订补汉语大词典寸部文甚好,取材赡博,订误补阙,均极详确,盼看到下篇也。承告欲将积累资料陆续写成文章,窃以为计划可行,于大词典日后之修订大有裨益。”浙江编委张叶芦先生(分卷主编,浙江师大教授)赐教:“汉语大词典寸部订补一文,收罗甚富,卓见甚多。所指疵瑕,有的实属大误。但愿简编本即加参考采用,质量便可大大提高。词目补遗部分,涉及到大词典的收词广度和立目标准问题,故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寸部。如果每一个重要部首都能有像这样一篇高质量的文章,那对于将来大词典的全面修订功德无量矣!”(1991年元月11日)山东编委刘俊一先生(曲阜师院教授)赐教:“寸部订补大文,精彩叠出,如[寸蹏尺縑][寸碧][專達][專車][導言]等条,考析详密,尤极精切。”

    寸步初稿的编撰工作,当时系由浙省编委林菁先生主持的。林先生赐教有云:“拜读大作,订补缺漏,厘正讹误,感佩兼深。寸部乃汉大草创期之早产儿,今日观之,虽经几度修改,犹未能弥补其先天不足。同仁诸公若能如兄之殷殷系怀,汉大质量定可大大提高,可惜此种人少之又少。桃子未熟,摘桃人已下自成蹊!有挂名□□,当有挂名工委、顾问,更有挂名编委。就以□大编写组言,就由当初一位编委增至今日七名编委。一大批沽名钓誉之徒左右汉大大政,从何谈质量之提高?”(1991年5月30日)林先生作为资深编委而感慨系之,不无缘由,在庄严的大事业底下难免会有一些阳光照射不到的灰色乃至阴暗的方面,乃不足奇。而笔者之孜孜于《汉大》后续工作,不遗馀力,的确是出于对《汉大》的一种不解情结,自惟责任所在,乐此不疲,别无企求。正是:桃子任人摘,余怀闲且安。俯仰四十年,又见桃满山。

    《汉语大词典编写散记》的写作

    1983年夏秋间,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计划编辑《汉语大词典编纂研究》,以推进《汉大》编纂的学术研究,扩大影响。我因为此前写过好多关于辞典编纂的文章,在《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发表了许多意见,又自1982年起获聘《辞书研究》特约撰稿人,相继在该刊发表《台湾编<成语典>琐议》(与马锡鉴先生合作)、《<中文大辞典>的优点和问题》等文,编纂处办公室孙厚璞主任通过浙江省词典办公室负责人蒋敬德传话,邀约让我与马先生合撰一文。其时马先生身体欠佳,这样任务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当时年富力强,干劲十足;而且为配合《汉大》编写,阅读了不少辞书学研究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有一些理论功底。《辞书研究》执行主编耿庸先生曾夸奖说:既具理论素养,又来自工作第一线,有实践经验。所以,对撰写这样一篇文章蛮有兴趣,也蛮有信心。

    于是翻阅参编《汉大》以来纂稿和审稿中所作的笔记、资料卡片,加以梳理诠次,以辞书编纂理论为指导,以“人、己、寸、巾、山、戈、支、户、手”等部首的有关条目为依据,比较对照台湾纂修之《中文大辞典》和新版《辞海》(语词部分)、修订版《辞源》等书,归结为“收词力求完备、释义深化的途径、广泛吸收成果、注意书例溯源、重视资料核对”五个专题,分门别类逐次展开引证论述。1983年8月25日《日记》云:“完成《<汉语大词典>编写散记》,计12400字(稿面),拟给《学报》。写此稿费去二十来天时间。”我抄成二份,一份寄给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尔后无声无息,又兼人事变迁,始终未闻出过什么论集类的书)。

    那时投稿发表文章,可没有现今这么“势利眼”,将期刊分成甲乙数等(科研按等级打分的所谓量化),只图就近快发,完整而不遭裁减。文章发表在《温州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12月出版),我也没当回事。但很快,先是中国人民大学编印的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84年第2期(2月出版)予全文转载,接着新华文摘社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华文摘》1984年第3期(3月出版)予全文转刊,从而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新华文摘》出版时,我适在杭州开会,省词办主任、编委方福仁先生拿着刚到的期刊向我表示祝贺,编委孙家遂先生说:“这恐怕是目今有关《汉大》编纂的规格最高的一篇文章,是可以作为文献留存的。”而编委林菁先生阅后则谓:“小陈的文章是写得好的,只是《汉大》编纂的普遍状况或者说平均水准似却难以都能达到这么的高度。”林先生的话也许是有道理的,书出众手,因人而异,轩輖参差,亦在情理之中。

    古今兼收”的原则

    作为一部特大型汉语词典,《汉大》遵行“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编纂方针,其收词原则,从实际出发,实践证明,是适当的正确的,又是可行的。《汉大》收录单字2.5万个,并不算多;复词34.5万条,则已十分繁富,且义项众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辞书。好多词语及其意义,其他辞书遍查不到,惟见《汉大》收列,读者因得释疑解惑;有的或从《汉大》有关条目的引证中获得线索启示,经过进一步查证终然解决。这就是《汉大》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使用查检价值。

    《汉大》编纂中,对于复词的选收标准,一时意见纷纭,讨论也最多。在对待诸如词藻、词组、短语和典故变式及文化百科词的收录上,曾经有过争论。一种意见以语言理论为指导,侧重规范原则,比较注重“质”的因素,以是否成词为准绳,选词上掌握较严;一种意见从实用和资料查检功能出发,侧重解释原则,认为不能忽视“量”的意义,主张兼收并蓄。

    这两种观点似乎对立,实则所持各有理由,宜可相为补充,结合运用。大型语文词典应该兼具规范词典和备查考词典的功能,一方面要考虑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同时更要重视词典的研究价值、使用价值和资料价值。我个人更加看重解释原则。因为《汉大》是一部大型历史性民族语汇详解词典,它以通古融今,荟萃词汇源流为己任,提供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广泛的查证服务,具有语料库性质。它在收词上当然应该注意词汇规范问题(主要是防止误收、滥收),但如过多地从是否固定成词的语法角度考虑而颇加限制挑剔,只会自缚手脚,势必会丢弃许多有价值的语言资料,造成很多缺漏,影响大词典的广博内容和研究使用价值。特别是对于古代词汇的收列,更不能从现代汉语的一些标准和概念去衡量,凡是一般读者不易看懂需要解释的词藻、词组、短语(四字格)等,都应从宽收录。像“藻思绮合”、“树犹如此”、“克肩一心”之类,均宜入目。当时参预制订《收词原则》的编委金文明先生、编辑室主任傅元恺先生,也都是持这样的看法。

    对《汉大》收条(主要就复词言)的总体评价,我觉得大体严谨得当,误收、滥收情况可说极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应邀参编《汉语大词典简编》[3],对《汉大》原收词目进行筛选裁减时,删条竟至难乎下手,其它参加《简编》的同志也都有同感。可删削词目当然也有,如[不]字下“不腐、不彰、不精、不宁、不静”之类意义浅显可以无限组合的词组,但为数不多。《汉大》收词在“质”的把握上可说是大体得当。

    我现在感到不足的是,《汉大》的容量还显得不够,无论从反映汉语词汇和义蕴的丰富性来考察,或读者在教学、科研和阅读中的广泛需求来说,都还远远不能胜任满足。收条总数(主要是复词)还需要大批量增加,力求条目最大量化。

    比如,古书中关于“死”的讳称、别名、委婉语极多(有人统计为180多个,实不止此数),《汉大》已收载“大故、奄去、了帐、考终命、归道山、兰摧玉折、风树之悲”等,是必要的;但另如“弃万世、先朝菌、先朝露、归东岳、归穷泉、终牖下、捐桮桊、转沟壑、殒天年、梁木坏、天不吊、天不假年”等,这些虽属词组短语形式或不常见,亦应收列,否则即为欠缺。

    我曾对《汉大》的一个部首作过系统研究。如上文述,寸部收词约1200条,比《中文大辞典》多出300来条(指语词条目)。我根据平时积累的资料和检阅若干类书所得,给予增补词目140多条,如“寸怀、寸抱、寸念、寸云、寸产、寸明、寸金、寸金地、寸金光阴、寸勇、寸恨、寸涔、寸亲、寸葵、寸纸、寸牍、寸泽、寸策、寸硅、寸武、寸银(指月)、寸鼠(指毛笔)、寸廪、寸垅、寸人豆马、寸土寸金、寸山尺水、寸刃尺匕、寸步不让、寸男尺女、寸珠尺璧、寺孟、封户、封食、封茔、封阙、射狼、射革、专介、专城居、尊生、尊介、尊可、寻诣、寻绰、对刀、对周、对看、对减、对楼、导驾、导夫先路”等,占了该部原收复词总数的九分之一,补义30馀项尚不计在内(详拙文《<汉语大词典>寸部订补》)。

    我在进行宋季著名诗人林景熙《霁山集》校注时[4],作过初步调查,对照《汉大》,发现可供增补词目或词义的资料不少。如补目方面:

    1.斗大 正元 一编 女容 兀然 𢥠然微义 敦薄 冲质 纷籍 赞猷 剡进 孙言禅传 岩户 茧室 褐袍 熏铄 莅事 介摈 友末 更化 父母身

    2.染柳 荆花 峡梦 汉槎 六客 庚申 商颜 廉里 北窗 樊墙 三君八俊

    3.岸陵 藻芹 梦鱼 诲冶 重火 刻马 化鹏 据搞 卷道 党遂 洗日 蜀日越雪

    4.浦珠 揲草 槐宫 洛艳 朵鼎 十二阑 岁寒友 负苓人 桃李门 上蔡犬 次公狂 阳秋皮里

    5 怪风盲雨 什什伍伍 胸吞云梦 琴心剑气 刳肝沥血 蒿目怵心

    6.圜海 兰宫 漕闱 厄九 三泉 小兆 玉枢 玉座 藤花 桐角 桄榔杖

    上述第一组为一般词语,第二组为典事,第三组为典语,第四组为典故变式,第五组为成语熟语,第六组为文化百科词,这些都是应当补列的(补义词目从略)。

    词海无涯,多多益善,收条(包括义项)务求极大丰备,期能最大程度满足各阶层读者的查检需要,更有效地体现它的社会使用功能。因此,在保“质”的准则下,大力度地推进“量”的扩充发展,应当成为修订规划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工作。当然,收词力求完备,贪多务得,并不是漫无标准的滥收,而是要努力做到“应有尽有,应无尽无”,“多而有用,大而得当”。

    细致区分词义:详解词典的独有特色

    《汉大》是一部反映汉民族语言全貌的详解词典,要求很高,所涉及的古今图籍和知识范围极其广泛。它一方面要借鉴以前的所有辞书,吸收合理成分,订正错谬;同时又要尽量运用新的繁富的语汇资料,努力挖掘字词的义蕴和细致区分义项,使词目和词义、词例臻于完备。

    有学者认为《汉大》释义稍嫌“琐细”,对这个批评要作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汉大》的有些条目,其释义的确存在琐碎乃至义项交叠的情况,需要加以修改调整完善,加强词义的提炼和概括。但此类问题,应该说属于局部的个别的情况;从整体而言,细致区分词义,是《汉大》作为一部大型详解词典的独有特色和要求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

    细致地辨析词义,于字词的义项收列齐全,是释义深化的富有成效的表现。所谓义项,是对词义进行符合语言使用的客观实际的划分和概括。由于词典的性质、类型不同,对义项的提炼和详略、分合处理上,不尽相同。小型或中型词典在立义上可以高度概括,择其重要的或基本的意义,就重避轻,有所取舍,读者也不会求全责备,苛求于它的。大型详解词典则不同,如果它的义项不全,过于简略,有许多遗缺,即显得名实不符,不能全面反映体现词义存在和语言使用的客观情况,也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

    字词的义蕴和用法繁多,是语言发达的标志之一。汉语极富于表现力,这一特点在大型详解词典中应有最集中最突出最全面的体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辞书研究》曾展开“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的讨论,笔者应约撰文,在《大型语文词典编纂中国化之我见》中曾作陈述:“一般地说,抽绎词的基本意义,选择归纳几个重要的或常见的义项,这种对词义作粗线条式的处理,比较容易办,不唯有以往的辞书可资借鉴,而且可以避难就易,有所删略不顾。词典编纂者最感困难的工作,在于根据大量实际的语言材料,把各个词的众多意义罗列齐备,概括周全,分析词义的细致差别,恰当地确立和区分义项,并且通过适当的安排以显示这些意义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化变衍过程;同时又要做到义界清晰,条理明达,避免义项间的相互交叉重叠。而这正是详解性民族语文词典释义中的重要课题和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5]

    这是一项具有创拓意义难度极高的工作,也是《汉大》不同于容量有限的中小型词典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现今出版的名目繁多、发行量颇广的词典多半属于中小型辞书。作为大型详解词典的《汉大》,必须突出重围,在释义和义项区分上标新立异,自成系统,不步后尘,不作那些多少有点人云亦云的简单重复。所以,我们不能以普通的习惯的思维、眼光来看待《汉大》的释义。

    怎么看待孤证

    《汉大》举例要求体现源流,一条词目或一个义项一般以引援三例书证为适宜。所谓孤证,指词目或义项只有一条书例。《汉大》的孤证词目或义项,据大略统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数量相当的多。因而论者于此亦颇有微议。

    孤证自然不够理想,也不是大家所希望的。因为孤证不惟不能体现源流,显示词语或词义使用的历史沿承和富广性;而且往往关系到对词义的准确概括,影响释义的可靠性权威性。检查中发现,有许多错误差不多系由孤证而所引致。

    然而推究起来,却又有历史的原因。《汉大》编写中经常遇到一个词语或词语的一个用义只有一张卡片,即孤例。在编写初始阶段,对于孤证是否入目立义,编写人员的处置不尽相同,或取或舍,各持理由。但随着进程的深入,经过相互交流和讨论,认识上渐趋一致。所谓孤例,分析起来不外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其语其义其实不孤,只是我们囿于所见(那时都是看书收词,手工制卡,资料有限,不像现在这样有许多语料库,可以通过电子检索),尚未找到旁的用例;二是其语其义或许就是孤例,流传下来的著作中可能只有一个作者用过一次。前一种情况无疑占绝大多数,自然不能轻易丢弃;即或属后一种情况,那也是历史的存照,不能将之拒于门外。姑举一例,如[借市]见宋车若水《脚气集》卷上:“刘漫塘云:‘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此等风俗可爱。”借市,谓借给财物帮助经营。这是一个能反映历史风俗有特色的词语,虽目前唯见此孤例,但能舍弃不收吗?

    故而,于孤例之处理,通常做法是:凡属词义明确(不模糊、不导致歧义),义界清晰(不与其他义项交叠)者,予以入目立义。执行上古例从宽,今例从严。《汉大》的孤证词目或义项比较多,除了因为当时的编写条件受语料限制以外,与实行上述规则自然也有关系。

    当时作这样的处理是无可非议的。从实际的角度说,《汉大》初版立目立义中出现的孤证,并不能算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而且也不能说是什么重大缺陷。笔者认为,只要引援正确,训释无误,站得住脚,推翻不倒,虽其孤证犹何大碍?试想,倘若《汉大》当时收词立义将孤证一律或大部排斥于外,凭空流失那么多有用的词语词义,不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直接影响到大词典的广博丰富,其损失其不良之后果真的是不可弥补(二版修订时即断了线索,无从找回)。何况,如上所述,孤例大都不孤,绝大部分的孤证是可以得到补充完善的。《汉大》二版修订编纂中,已经利用新掌握的语料对孤证条目(词目、义项)作了充分的卓有成效的增补,增补率相当高。笔者作为《汉大》二版分册主编,在第三册修订定稿的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汉大》二版修订中增补的词目词义,仍然有一些属于孤证。对此,笔者在最近举行的《汉大》二版分册主编会议上陈言,只要做到出处翔实,理解正确,确定而有把握,就应该予以收录,不能轻易放弃。目前囿于语料,不够丰满,这并不打紧,留住根荄,转俟三版、四版来添枝加叶,其又庸伤?

    (2016-10-06稿,10-24改)

    本文作者陈增杰(1942- ),浙江温州人。《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者、浙江省编委。《汉语大词典简编》编委。《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委、分册主编。

    【注】

    〔1〕蒋礼鸿《汉语大词典寸部初稿刍议》,载《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62期,1979年11月15日。

    〔2〕陈增杰《注意初稿本的拾遗补阙工作》,载《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119期,1984年1月5日。

    〔3〕《汉语大词典简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出版。

    〔4〕陈增杰《林景熙集补注》,列入“浙江文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5〕陈增杰《大型语文词典编纂中国化之我见》,原载《辞书研究》1983年第4期,收入《汉语大词典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刊载孙厚璞编《汉语大词典编纂忆往》,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第11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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