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和1983年，时隔二十年，我曾两次与县级领导有过短暂的以前从未有过的近距离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60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被分配到某县教育系统，在劳动和工作三年后，由于“自然灾害”和“纯洁教师队伍”的需要，领导动员我申请“自愿”下放回乡。经过多次的说服教育、政策攻心和瞪眼拍桌，我几乎撑不住了，便想到去向县委领导求救。
记得那是1963年6月的一个阴暗的早晨，我诚惶诚恐地跨进县府大院。在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见到了一位双脚搁在办公桌上的干部在用牙签剔着牙齿。
“什么事？”
“我要见孙书记！”
“什么事？”声色有点厉了。我赶快把自己要说的事简要地说了一遍。他盯住我看了足足有两分钟，极不情愿地放下脚，出门上楼。不一会儿，他下了楼又坐在那桌前，继续剔着牙齿说：“这事你找教育局长，孙书记很忙！”
我第一次“见”县官（虽然没真见着）的经历很快就结束了，得到的最深感受是知道什么叫“心悸”。后来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始终坚持不自愿、不申请，加上国家政策的调整，我终于没有失去这个全家赖以生存的饭碗。
光阴荏苒，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灵和肉的洗礼后，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八十年代，那个邓公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那时我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
1983年的6月（怎么这么凑巧，又是6月？）的一个清晨。学校许书记通知我说：县委陈书记叫你马上去一趟。我不敢怠慢，调了功课立马去了县府。一路上，二十年前求见孙书记的情景始终挥之不去，天啊，不会又出什么事吧！
在县委办公楼前，一位等在门口的同志说：“你就是詹老师吧？”
我说：“我是！”他就将我引到了三楼的书记室。这时书记室门口等着一位黝黑、壮实的中年人。见我从楼梯上来，他紧走几步，在楼梯口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
“詹老师吧？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一眼就认出您。”进屋来，他不停地倒茶、让坐、寒暄后，谈话切入了正题。他那和蔼、亲切的脸孔顿时严肃了起来：
“根据群众的推荐和组织的考察，县委决定请您出任你们学校的校长，现在想正式听听您的意见。”
我只记得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胀了起来。几十年的“运动员”经历使我对当前的现实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事先没有听到任何风声，见到任何征兆，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难道世道真的全变了吗？一个地主、反革命的儿子，一个摘帽右派，一个几乎被“自愿”“下放”的普通教师，真的有资格做校长？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根正苗红出身好、历史清白的人才可当此重任。虽然我的右派问题已在1978年得到了“改正”，虽然我的长文短论常常见诸报刊，虽然学生们认为“哪里有掌声和笑声，哪里就有詹老师在上课”，但我总觉得这与当领导挨不着边儿。再说由于家庭成份、父亲历史和自己在五十年代的痛苦经历，我从未入过队、入过团，到今天为止我连小组长也从未当过，更遑论入党。象我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担当一县中最高学府的有数千师生员工学校的校长呢？真的象在作梦，胸口在卜冬卜冬地跳，在这位耐心等待我回答的县官面前，我紧张得双手发抖，额角直冒冷汗，我不知所措，只是结结巴巴地说：
“不行不行，这不行！陈书记，我不能当，也不会当……”
一直注视着我表情的陈书记拍拍我的肩膀说：
“不要紧张，回去好好想想，考虑成熟了再找我。谁也不是天生当干部的料，不会干学着干，现在党和人民需要一批有知识、有能力、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再说在你的背后有组织，有群众在为你撑腰……”
我记不清那天自己是怎么走出县府大院的，但陈书记那和蔼、坚毅、富有原则精神的共产党人形象叫我难以忘怀。我一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和贡献，后来和陈书记也没有太多的交往，九十年代末我在温州师院任职时，曾与作为市府秘书长的陈桂连同志为接受海外捐赠事有过短暂的接触。今天我们都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对他在那个年代给过的温暖，我没敢忘记，至今仍很想念他。年前我们在路上曾邂逅过，见他瘦了许多，白发添了许多，这让我生了许多感慨。愿他晚年幸福安康！
（作者: 詹振权 改革开放30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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