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 我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 担任了某高校的副职领导, 招生工作是我的分管职责之一。
一个棘手的问题
1992年暑假，经过了紧张的高考、改卷，学校进入了关键的录取阶段。那时我在一所高师学院任职，招生工作属我分管的业务范围。
教务处负责招生的李处长打电话叫我马上过去，说有一位残疾学生的录取事要请我定夺。我过去后，他把一叠卷宗放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名叫关原镜（化名）的学生材料：该生成绩上线、表现良好、其它身体健康，唯有右手于手腕处截肢。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的意见呢？”李多年从事招生工作，非常熟悉上级的有关政策规定，颇有专业见地。他说：“按照国家的高校学生体检标准，他肯定不合格，在往年早就没戏了；但今年国家四部委又有了一个新的文件，说只要生活能够自理，不影响将来的工作，就应该一视同仁。”我说：“好的，待我了解、思考后再答复你。”
我回校后，立即通知考生本人来校谈话。当晚小关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坐定后我打量了他全身上下，见他面目清秀，一表人才。接着询问了他的右手的受伤经过以及后来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请他当面写了几个字，见他用左手写的字又漂亮又流畅。当他们告别时不知道从哪里弄出一袋东西，放在桌边，我赶快提起追了出来。他们全家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追至门口，我喊了一声，把东西放在大门边就回屋里了，我至今不知道这些不知名的东西是家长自己拿回去呢还是叫路人给拾走了。
接着我再一次查阅了有关的文件，对照了录取与不录取对学生、对家长、对学校、对社会的利弊，同时我也倾听了家人的意见，最后我作出了同意录取该生的决定，并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在现场录取的同志。
纪委书记的盘问
我原以为到此问题已经全部解决，谁知过了几天一位担任纪委书记的领导来找我。我们关系不错，我还以为他过来是找我聊天，他却一进门就直奔主题说：
“老詹，听说你同意了一位残疾学生的录取，昨天班子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的政策，请你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说：“不符哪一条呀？”他说：
“国家不但有关于高校录取的体检标准，还考虑到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对师范生的仪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例如脸上的疤痕不可以超过一个平方厘米，更何况一只手的残疾。这是国家定下来的政策，谁也不可以违背！”说到最后，他提高了声调的分贝，显示了他的意见的严肃性和坚定性。见他这样，我的语气也变得紧促了起来：
“老林，国家不但有体检标准，而目还有关于残疾考生的政策规定。最近国家四部委的文件精神你都了解了吗？”
“我们研究了这个文件，知道它的前提有两个：一是生活、学习可以自理，二是不影响今后工作。我们先不说他的生活、学习能否自理，一个人民教师，必须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学生的面前，残疾的外表不但影响教师的尊严，也必定影响教育的效果。”
“我找过这位考生，当面了解过他的生活、学习情况，我认为他的全面健康状况可以保证他做到‘自理’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乐清白象中学已经作出承诺，保证毕业以后接受小关到该校工作。至于说到教师形象对教育教学效果的影响，我院数学系右手残疾的的周教授就是一个现实的生动范例：周教授的教育教学工作丝毫没有受到他外表形象的影响：他不但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赞赏，是个完全称职的大学教授，而且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许多自学青年都以能得到他的指点为荣。所以我认为该考生完全符合四部委‘一视同仁’的两个前提条件！”
“这么说你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改变了？”看来这位经委书记的要我作最后表态了，我知道这事决不是短时间的协商和讨论所能解决，于是也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对！我是不变了。你们如果不同意我的决定，请你们先要撤掉我的职！因为我认为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我的职责范围。”
你的动机是什么
在这番针锋相对的争论后几天没有动静。不久，另一位领导找上门来。这是位年青的同志，说话比较委婉。他态度十分平和地说：
“詹老师，今天我想跟你理性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高考制度改革至今已经十余年，高师一向不招残疾学生已成传统，这是为了保证教师职业的尊严，我们是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对于有肢体缺陷的学生国家也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他们如有条件可以报考其它高校嘛！。我希望你能冷静地考虑一下，尊重集体的决定。现在大家不很理解你为什么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很想知道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他这一问可真的是问到点子上去了。我平常在了解他人、研究学生时都非常注意动机这一隐藏在行为背后、极易被人忽视的东西，而在轮到自己时却忘了思考和把握它。我沉默了下来，我自问：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东西推动我义无反顾地去作出这一决定？难道是物质利益吗？（怪不得他们第一站派了个纪委书记）不！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同情心、正义感以及对社会发展、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坚定、这样情绪化呢？慢慢地，心理分析学派所称的“情结”概念浮现在我的脑际。他们认为个人在年轻时由于某些痛苦的经验或心理冲突的结果会被压入潜意识。这种被压抑的倾向虽未被本人所明确意识，但仍有无比的潜力在支配着个人的行动。两幅已经模糊的久远画面：令我失去尊严达二十年之久的“右派”帽子和因残疾而受尽污辱、损害最后痛苦地离开世界的大儿子詹维，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就这样，静场了好久，我才说：
“我承认，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我的前半生的经历，使我对被社会遗弃的弱者的无助、痛苦和对温暖、同情、理解的企盼感同身受，这决不是一般的理论推理和政策认识所能达到。同时我认为我的决定符合国家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而我决不会因外界的压力去改变它。历史将会证明一切！当然我知道我的个性不适合做一个管理者，如果组织认为我的决定是错误的，请上级批准我辞去目前担任的职务。”我确实感觉无奈，只得又一次重复先前的表态。
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我知道形势严峻，当晚就告诉负责招生的李老师，叫他立刻按我的意见落实对小关的录取，并且声明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后来我没有去打听班子中其它领导在听到这一决定后的反映，并且也没有与他人就此事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议论过。只知道他们并没有阻止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执行我的指示：小关顺利地成为了学院数学系的一名新生，实现了他自己的理想！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并不十分站得住脚，可能是部分同志开始同情甚至赞赏我的观点，也可能是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界的呼吁促进了大家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
今天，我们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顺应国际潮流，开启了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和关怀。讫今，他们不但在高校录取中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而且获得比一般民众更多的优惠。每念及此，我总是十分地感谢社会，感谢国家，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帽子工厂”的受害者和体脑残缺者走出受岐视的阴影，享受着普照的阳光。2007年10月2日胡锦涛先生在会见国际特奥会主席时指出，中国有8300万残疾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一贯重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致力于维护残疾人的各项权益，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这更是他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作出的庄严表态。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这些年来小关与我并无往来，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今天我已淡出人生舞台，只在集中精力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钩起了对这件往事的回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众多老朋友、老学生的帮助下，我终于和这位曾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掀起一朵小小浪花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且知道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也就无憾了。
（作者 詹振权 改革开放30年征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