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墙兀立，临海迎朝日。
劫火电光留胜迹， 谁运中西史笔？
寻常巷陌街坊，风光浑似吾乡。
五百年来洋雨，夷域竟遗馨香。
这首《清平乐》词是我游澳门感怀之作。几年前秋天游澳门，得游三巴寺。所谓三巴寺，原来是天主教的圣保罗教堂（San Paul Temple）。
澳门是葡萄牙在中国占据的第一个据点，《明史•佛郎机传》载：明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葡萄牙人贿通明朝官吏，借口要到香山县的濠镜澳（澳门）上岸曝晒水浸货物，请求上岸，于是在澳门构筑城郭、街巷，遂此中外贸易繁盛。《明史•佛郎机传》撰者慨叹：“不肖吏民，竟以此为夷域矣。”葡萄牙人听澳门居民常说“妈祖”，就把Macau当做澳门的名字。闻一多《七子之歌》：“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那四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母亲！”
历史的辩证法不可思议，澳门这个葡萄牙早期殖民地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折冲之地。三巴寺是十六世纪欧洲天主教西来在澳门也是在中国所建的第一个教堂，意想不到，这个教堂竟成为中西文化交会的担负神圣使命的第一个中介所。1582年8月7日，利玛窦（Matteo Ricci）登上澳门，就寓居于这个三巴寺。历史在这一天揭开崭新的一页，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数千年传统的欧洲文化从此开始直接交流。三巴寺成为中西书籍的转运站和传译所，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典籍由此介绍到欧洲，《几何原本》等西方书籍翻译为中文，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如果这股热潮一直不受阻遏，中国在十七世纪便开始向现代化起步了。这是历史的难得机缘。研究这个论题所提出的似微实显的问题，至今仍然有非常亟迫的现代意义。可惜好多稀见史料珍藏于国外图书馆，仍未翻译介绍进来。明清之际好多汉文史料禁毁，而官修的史书甚多隐讳扭曲之辞。西方传教士无中国朝廷官方观念约束，倒留下信史实录。
天主教入华引发的正统观念之争端，牺牲的是科学和文化。清朝的雍正皇帝即位，驱逐天主教士，事实是积嫌已久，借故发衅。据说天主教士介入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夺皇位的斗争，传云葡萄牙教士穆经远（Johanns Mouras）曾奏请康熙皇帝立第九子允禟即所谓塞思黑为皇储，并和允禟以“西洋密码”（拉丁文）通讯。雍正将穆经远和塞思黑充军到西宁，不久处死。以此因由，在中国内地驱逐天主教士及西洋人，关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而澳门的三巴寺在此时成为教士的避难所和西方文化的保留地。
三巴寺始建后，遭火灾，后来由教士史宾诺拉设计，于1637年重建，俗称大三巴寺。汤若望等著名传教士都曾寓居于此。至1835年三巴寺遭大火，仅存前门残壁，成为历史的实物见证，但当时极盛。清康熙间粤东诗僧际删游澳门，有诗纪感：“暂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长帔称文身。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箬叶编成夸皂盖，槛舆乘出比朱轮。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羡侏离礼拜频。”所谓“侏离”，是以澳门为番人所居之夷域矣。殊不料五百年后，三巴寺旁的街巷完全保存明清古建筑的清雅风味，浑似温州今日已在翻天覆地的改造中消逝的旧城的小街深巷，那典雅的房屋，那清洁的石板路，那衣履彬彬的居民士女，是那么熟识温馨而有人情味，不禁深有感慨。漫步三巴寺近旁的街巷，仿佛回到往日的温州市区积谷山麓、海坦山麓、松台山麓、郭公山麓、翠微山麓的清雅小巷。陆游诗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们明朝能在温州城区闻到杏花的清气吗？
张乘健 作于戊子冬春之际（《温州读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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