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凭着长年累月的实干，片刻不停的努力，在半导体器件与离子敏感器件的研究上取得卓著成绩。他所写的2部专著、45篇论文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关注，所编的8本教材，为许多高校所采用。美籍华人葛文勋教授称他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是出色的。”他就是院科研处处长——方培生副教授。
1976年，方培生开始研究传感器。当时缺乏工艺资料和设备，估计成功率不高，有人怀疑说：“小小助教能干得出来吗？”方培生听后想：“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别人不能干的，我不一定就干不了。”他不断收集科技信息，积累研究心得，经过持续5年的努力，他研制的5种离子传感器通过省级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性能参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论文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科技界的反响，美国、西德、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函索取资料，并希望与他合作搞科研。
1978年，方培生敏锐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科技进步迫切需要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应当抓住时机，朝这方面努力。于是，他利用暑假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文献，准备编写《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教材。有人半认真半讥讽地说：“中国连中规模集成电路也没有，你想写《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真不知天高地厚。”方培生一笑置之，他心中自有主张。他认为，如果按部就班，不打破常规，就不可能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的局面。他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扑在难度较大的教材编写工作上，仅用一年时间，与另一位教师合作，编写成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该书内容深入浅出，涉及面极为广泛，受到师生的好评，为全国许多高校所采用。
方培生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然而，他的家庭没有提供他成才的良好环境。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不得不自我塑造。他只读了4年的小学，因家庭困难只得休学回家务农。二年后，他作为“备取生”被永嘉中学录取。入学不久，数理基础知识差的弱点暴露出来，从此，意志坚强的小培生埋头在数理习题之中，不久便赶了上去。此后，他一直不放松学习，连续几个寒暑假在学校边做零工边温习功课。实践使他深深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1958年，方培生以优异成绩考上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一一西安交通大学。他怀着美好的理想，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假期里他还是一边钻书堆，一边打零工，5年中只回家探亲一次。家庭经济困难并没有难倒他，反而充满信心地列出节省开支的计划。有一次他一连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却还是喜气洋洋地买回一书包的书。他想：物质匮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挑战。他七分认真、三分开玩笑地说：“生活苦点算不了什么，你不怕它，它也就奈何你不得。”方培生因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他一边搞教学和科研，一边担任教研室团支部书记、学生党支部书记，系党总支委员。许多人不喜欢兼做政治思想工作，认为这样不利于自己在专业上取得成绩；方培生却不这样想，他喜欢思想政治工作，就象喜欢深奥的数理程序一样，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
方培生一直保持吃苦耐劳的品格。参加工作26年来，他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盛夏伏日，他坚持实验不停，汗珠一直滴到地板上，到实验做成他才松一口气。隆冬腊月的夜晚，他常常钻研课题不辍，直到豁然领悟，才上床休息。正因为如此，他的知识日益渊博，见解日趋成熟。他经常走出实验室，风尘仆仆地到生产实践中去，向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方培生认为，自已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活到老，学到老。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科学工作者比较吃得开，方培生有能力去赚钱，但他却坚守本职工作，从不打个人致富的算盘。社会上有人三番两次请他去干第二职业，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他说：“党号召大家过几年紧日子，我怎么可以去追求个人享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是我最大的快乐！”
去年开春，未满50周岁、年富力强的方培生，为把自己充沛精力贡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从西安交大调到我院工作。有人说：“调到温州是浪费人才，温州这个地方只能出人才，不能养人才，再有才华的人到温州也会变得无所作为。”的确，温州科研条件差，加上科研风气不盛，开展科研工作难度较大。但是，方培生没有气馁，他决心和温州的科技工作者一起，以实际行动来改变这种现状。
在方培生回到温州的第一年里，他结合教学编著了一本20万字的讲义，筹建了2个实验室，撰写了5篇论文，并初步研制成功彩电消磁电阻、电冰箱无接触型运动器等新科技产品。尽管他遇到过许多困难和挫折，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终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他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温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如今，方培生比以前任何时侯更有信心，实践自己所学的，实践自己所想的，为家乡和祖国的科技振兴多作贡献!
（作者：马加宁 《温州师院》第90期，199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