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风采
    温大学人

    黄世中:快乐的“蛀书虫”

    作者:  编辑:  来源:温州都市报 2005.8.30   日期:2008-09-26  阅读:

    黄世中,原名黄世忠,字景韩,1940年出生在福建泉州惠安(现泉港),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现为温州大学(筹)人文学院教授。黄先生长期从事古典诗词研究,主要论著有《李商隐研究》、《唐诗与道教》、《与石居论集》、《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中国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等十多种。曾任中国山水文学学会秘书长,现担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书展开幕。为此,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出版了40个版面的特刊。我是这份周报的热心读者,连广告也会看的。那天,在第14版上我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别推荐”:《李贺诗》,黄世中评注。   

    我的眼睛不由一亮,这不是我们温州的黄世中先生吗?他又有新作问世了。

    与黄先生通电话是愉快的,我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说:“我可不是温州人啊,我来自福建泉州,你们专栏采访的是温州学人。”我说:“温州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像我;一部分是从外地来温的建设者,也是温州人,像您。何况我们专栏的采访对象,就是与温州有点沾亲带故的,学术上有建树的学人。您理所当然是啊。”他哈哈大笑,说:“那我也只能算半个,只是温州人的女婿。”   

    去黄家很近,虽然不是在同一条街上,可是还能看到彼此的楼房———我们同住在南浦。相识黄先生多年,他乔迁新居时曾邀我去作客,我还听说他曾经特地邀请专家测试新居能不能承受他的数以万计藏书的重负。   

    说起黄先生的藏书,在温州名气可大了,有温州藏书第一家之称。因此,当我来到黄家时,黄先生首先就领我去参观他的藏书。他家有两层,一层的客厅里有书柜,他的工作室,除了窗户就是书柜,二层的3个房间也还是书柜。在旁的师母说:“我家的衣柜只有一个,而且还是窄窄的,其余的柜子都藏书。”黄先生介绍说:“10年前,温州市评选私家藏书时,我的藏书是1.5万册,现在不止了,大约有2.1万多册了。书柜放不下啊,因此我的书柜每层放四排书。如果将书竖着并排连接起来,长度可达270多米。”我说:“您真是坐拥书城啊!”这时,我从黄先生的脸上真切地读出了少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仿佛是一位富翁拥有价值连城的财宝似的,十分得意。他是位爱书人,我觉得自己此时此刻能理解他的内心话语,于是我们的对话也就从爱书说起。   

    金: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碰到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购书是为了做学问;有的人买书是当作道具,当作提升文化形象的道具。您的藏书结构不仅层次高,而且涉及面也很广。从《本草纲目》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装帧讲究的现代精装本到弥足珍贵的清代线装本,真是包罗万象啊。显然,您作为学者藏书是为了研究之用,那么您能否谈谈您对藏书读书的理解?   

    黄:其实,坐拥书城的人也未必就是有学问的人,就像当年别两支钢笔未必就是知识阶层一样。说实在的,我的藏书是为了读书。   读书是我的爱好,我追求的是造就艺术的审美人生。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是有精神的。在物质生活保证、安定的基础上,追求精神的和谐完美,乃是人生之境的极致。而艺术的、审美的人生乃是极致中之最为极致者。   

    美学家高尔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思想、行为均受现实法则的制约和支配,借助书中的话语可以让心灵腾飞去呼唤自由,暂别世事纷扰,从而进入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那是多么美好啊!   

    金:您说得太好了,您的读书境界很高。我是这样理解您的读书意境,不知对不对:我们要把读书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同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必需品。在世事纷扰中偷得片刻清闲,如朱自清先生所说,那就“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这就是心灵的自由。我想,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培养的,您喜欢读书的习惯也是从小培养的吗?   

    黄:我的老家在福建泉州,上辈也算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位读书人,所以家中还是有点藏书的。我五岁启蒙读书,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但真正使我喜爱上读书的是在初中二年级。一天,我从旧书摊上买了一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页里夹着一张纸条,抄录了马克思回答女儿的提问: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答:勇于怀疑。你最中意的职业是什么?答:做蛀书虫。这个对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使我产生了共鸣,我以此为座右铭,立志成为一条快乐的“蛀书虫”。   

    金:您把自己比喻成快乐的“蛀书虫”,是因为您爱读书,从中享受快乐,我猜想您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一定是不错的,您从高校毕业分配到温州后,温州这块土地给了您文化的滋润吗?   

    黄:我从浙江师范学院分配到温州,在当时的温六中任教,1983年被长沙一所大学招聘去,后来市里领导将我留下来,调入温师院。温州与泉州,虽然分属浙江与福建两省,可文化惊人的相似,我在温州仿佛沐浴在闽南的民风民俗之中,如同就在家乡。还有学校的领导给了我一个平台,我也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的教学、研究工作如鱼得水,常有收获,日子过得踏实快乐。   

    金:您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来温州的,据我了解当时许多青年人把文学看成是很神圣的。当时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您也写文学作品吗?   

    黄:写过新诗、散文和小说呢,其中还有段难忘的故事。那时我正年轻,一天在泉州观看闽南梨园戏演出南音《钗头凤》,觉得剧本的主题、人物及情节处理上有些不足,于是萌发了重新创作《钗头凤》的念头。我利用高二暑假写出了歌剧《钗头凤》。之后,初稿就随着我天南地北地闯荡了几年,最后来到了温州。1960年暑假,温州市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帮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我把它改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接着是“文革”,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四人帮”粉碎后,我又将《钗头凤》修改成中篇历史小说《沈园泪》,几经周折,才在1994年第4期的《百花洲》上刊发,并得到王蒙的好评。这么一个稿子风风雨雨四十年,如同陆游与唐琬的命运也是那么的坎坷不幸。   

    金:您这么一说,我想起几年前您给我的《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一书。这本书就详尽记载了这个过程。人说十年磨一剑,您可是四十年啊。听说,当时您曾把电影文学剧本寄给郭沫若先生,请他提意见,他还给您回了一封信,有这回事吗?   

    黄:有的。那是1962年,我以“石竹”的笔名,将历史剧《钗头凤》电影文学剧本寄给郭老,并提出几个问题,希望郭老给予解答。没想到很快就收到郭老的亲笔回信,在信中郭老谈到历史剧创作的原则问题。   

    郭老认为,写历史剧“要着重照顾到艺术的真实,也不要完全忽略历史的真实”,“基本不违背历史事实”。根据我的理解,郭老强调写历史剧必须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去反映历史事件,塑造历史人物。这里的“着重照顾”和“不要忽略”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历史剧首先必须是“剧”,但同时又是“历史”的剧。看来这些话对眼下十分热门的电视历史剧的创作还是有启发的。   

    金:是啊,我们看到的一些电视历史剧真是胡编乱造,不知在说些什么。虽然也吸引了一些观众,也赢得了几滴眼泪,可是与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其实只是穿着历史人物的外衣,在说着瞎编的话。这样会误导观众,此风不可长啊。   

    黄先生,您是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的副会长,您对李商隐的研究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和心血吧?   

    黄:李商隐(字义山,今河南人)是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我研究李商隐并进而研究唐诗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出版了《唐诗与道教》,得到前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傅璇琮先生的好评,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台湾的这方面研究,宗教色彩过浓。像黄世中先生那样从心灵的美学角度对文人(包括女冠诗人)生活作多方面的探索,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上是有拓展的。”关于李商隐研究的著作,我已经出版了五种,下个月中华书局还将出版我的《李商隐诗选注》。   

    金:您刚才给我看了清代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到民国的各种《李义山诗集》版本,其中同治《李义山诗集》的版本怎么会有两套?一般说来,一个图书馆如果能珍藏到这么一套就了不得了,您怎么那么幸运?您该是全国李商隐诗文版本的收藏“大家”了吧?   

    黄:人世间有时确实会出现奇迹的,我结婚时,老泰山马公士孚送给我一套《李义山诗集》。奇怪就在这里,其版本与家父给我的一模一样,都是清同治年间的。这个版本三色套印,国内已不可多得。可是,一个从闽南来,一个在浙南,两地相隔遥远,落到了我的手中,真是有缘。你说是李商隐与我有缘分呢,还是我的妻子与我有缘分,我想我与他们都有缘分,都有情谊。目前李商隐诗文版本,我收集得算是最齐全了,但“大家”不敢当。   

    金:凡读过李商隐诗的人都知道,《锦瑟》是最难读懂的一首诗,自宋至清末,笺释者近百家,有十多种解读。我们上学读书时,老师都说还没有解释的定论。您是中国李商隐研究的权威,我想您会有权威的说法吧。   

    黄: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锦瑟笺释述评及悼亡说新笺》论文,刊于八十年代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有一定影响。去年,华南师大在广州举办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又宣读了《锦瑟笺后重有新解》的论文。我认为,入清以来,关于这首诗的解释仍异说纷呈,至近代方渐趋为二,即“自伤”与“悼亡”二说。主张“自伤”者,以为兼有“悼亡”之情;言“悼亡”者,亦以为兼有“自伤身世”之感。我认为是“悼亡”之作,然有身世之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为全诗的关键所在。我认为锦瑟喻妻,而以弦断比喻妻之亡逝。宋人罗泌《路史》曰:“古琴、瑟相和相对,琴主阳,主君,主夫;而瑟主阴,主臣,主妻妾。”故锦瑟不可以为义山自喻,当以比其妻王氏。我的观点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有的甚至说,可以作定论了。   

    金:刚才聆听您的一席话,使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感觉真好,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想,一个人的工作与自己的兴趣一致时,其创造力是巨大的。您不论在读书时快乐,研究学问时也是快乐的,回顾您的人生肯定有许多感悟,您能告诉我吗?   

    黄:读书、研究对于我来说都是快乐的,不知老之将至,每天沉醉在寻找新的发现之中。特别是得到朋友的肯定性评价时,就更是乐在其中。1991年北大著名教授袁行霈在新加坡一次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讲演,认为我“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唐朝的诗人,进而破译某些唐诗‘密码’”,“对白居易、元稹、李商隐、韩翭的心态都有较深入的阐述。”又肯定了我对唐诗从语言角度进行的研究。所以,研究学问就是快乐,有书读就是快乐的。眼下正值酷暑,我仍在撰写260万字的《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已经完成175万字了。为了完成撰著,我时而伏案,时而从书架上爬上爬下找资料,好像是运动,可谓自得其乐啊。

    (特约主持: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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