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评价说：“在温州，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人很多，而有他这样经历的人却很少；在温州，热心于教育研究著书立说的人不少，可像他这样持之以恒坚持思考研究、成果如此丰硕的人不多。” 我们专栏，以前虽然采访过不少教师，可是至今还没有与教育专家谈过教育问题。目睹弊端丛生的教育现状，哪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不在为教育忧思？身受弊端的危害，哪个心力交瘁的家长不在把教育埋怨？当朋友向我推荐詹振权时，我想到了教育中的几个热门话题。今天的詹老师虽然不在其位了，可他仍在关注思考教育中的难题，还应邀为诸多学校的教师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詹振权，1938年农历四月十二出生于平阳县郑楼镇光山村的一户殷实人家。先后在平阳一泉小学、平阳一中、温州师范学校求学。1956年考取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现并入浙江大学）教育学系，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大学毕业回乡，曾在平阳师范学校、东风中学、临区小学、鸣山小学、城东中学任教师19年；1979年“右派”纠错，先后担任平阳师范学校教师、校长，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浙江省教育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长期以来，詹振权在从事教育实践的同时，坚持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班级教育管理学概论》、《教育改革研究》、《温州教育论稿》、《刊授教育学》（合著）、《中小学学校管理与领导》（合著）、《中学班主任工作原理》（合著）、《小学班主任工作原理和方法》（主编）、《教育学》（主编）等。
央视曾播过一个纪录片《沉重的翅膀》，报道了广西高三学生蓝景娜、卢良才两人的高考经历。他俩都是学校的尖子生，成绩优异，家人对他们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而蓝景娜的父亲身患重病，家里负债很重，卢良才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月收入不过几百元。这种现实让他们的家庭又对他们的高考抱有恐惧的心理，一旦金榜题名，意味着每年至少一万元的开销，这是他们所负担不起的，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何止广西，在温州同样也存在这种现象。当一些学生在县城、山区的高中校园里，起早贪黑、挑灯夜战苦读时，城市里的大学生却大手大脚地花着父母每月寄来的零花钱，成了“啃老族”,与贫困学生的境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是教育不公现象之一。
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与房价、腐败等社会热门话题一样令人想避也避开不了。
对此，一直对教育问题有着思考研究的詹振权有话要说。
关键词：教育公平
金：教育中的热门话题很多，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教育公平的话题屡屡见诸报端，由此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教育公平归根结蒂，涉及到社会的公平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吗？
詹：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早在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我国隋朝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说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纲领》强调了新中国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但那还仅是美好的愿望。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还强化了教育公平的理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区域间、城乡间、阶层以及性别间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不公的问题仍然存在。其实，这不是局部和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平的制度性问题。因此，解决教育不公问题，单靠解决具体问题来实现仍然是不够的，而应该从体制和政策上寻求突破。
金：是的，教育公平问题由来已久，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思想也是有针对性的。那么您觉得目前我们的教育存在的不公包括哪些方面呢？
詹：当前的教育不公主要表现在：起点不公，没有条件接受“早教”，未上幼儿园、学前班的，输在了起跑线；过程不公，弱势家庭在户籍限制和“优质教育资源”里高额学费面前只能享受“挑剩资源”；结果不公，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漫长。有报道说，2009年某大学附中一个班级的54名学生，全部获得保送资格，其中清华31人、北大15人、交大复旦8人，由此可见一斑。
同在一个城市蓝天下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富人和打工者，他们的子女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一些“名校”里，“择校生”们要支付昂贵的择校费，才能进“顶尖”的学校就读。这对于弱势家庭是难以支付的。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强校所凭借的“优势”是用原本可由全民享受的公共资源和经费支付的。
关键词：择校问题
金： 关于社会上反映强烈的孩子择校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詹：择校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它既是教育不公的结果，又进一步强化了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体制，过分强调精英化和城市中心的取向，解决教育公平仍然是有难度的，只要学校有强弱之分，人们“择”强避弱就是情理中的事情。
二是结构，在中小学建设中，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促使了不公。近年虽作了些调整，但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
三是投入，教育投入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全国人大宣布：国家财政性教育拨款占GDP比重在20世纪末要达到4%。经10余年努力，情况略有好转，但仍不容乐观。值得庆幸的是，国务院刚刚通过的新《纲要》又重申了在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中，“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关键词：切身体会
金： 看来这些都是深层次的问题。说起教育公平问题，您显得格外的激愤，甚至有点痛心疾首，但也很有见地。对于教育，您已经从事了半个世纪的实践和研究，您对教育公平的认识是否有自己切身的体会？
詹：我承认，这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旧社会，我老家除了父亲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外，全村农民都因贫困而没法上学。新中国成立60年后的今天，我的老家山下池村，至今（除我家三代四人）还只有两人受过高等教育。
我算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能在1956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也由于社会不断“折腾”，使我的人生旅程走得十分艰难：不仅是自己头上的“帽子”，我还失去了因残疾而受尽污辱最后痛苦地离开人世的大儿子詹维，我的许多有才华的学生由于种种理由而失去成长成才的机会。生活使我对被社会遗弃的弱者的无助、痛苦和对温暖、同情、理解的企盼感同身受，这决不是一般的理论推理和政策学习所形成的认识。我日夜企盼这种局面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观。我也愿意为此奉献我的微薄之力！
金：您在大学读书时遇到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坎”，可是在不公正待遇中听说仍坚持您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追求，其中有故事吗？
詹：那个不幸的运动后，我的生活几乎变了个样。在学校里，就连班级的一些活动，也没我的份。为了打发孤独，一有空，我就往图书馆里跑。由此与那儿的管理员们也混了个面熟，其中有一个阿姨对我特别关照。图书馆下班了，管理员要去吃中饭，有时她破例只在大门上加个锁，让我在里面继续看书。
记得有一天，当我在书架上寻找我感兴趣的书本时，发现在庞大的书库后面，还有一个加了锁且在门上贴着“禁止入内”的房间，好奇心驱使我用力挤了进去。
嘿，里面也是一个大书库。待我睁大眼睛仔细一看，着实吓了我一跳：那儿摆的全是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哲学的书籍，应有尽有；陶行知、黄炎培、蔡元培、陈鹤琴、赫尔巴特、杜威、叔本华、尼采……一个个我熟知的名字、一本本曾经大名鼎鼎但现已沉寂多年的著作在我的视网膜里跳了出来。我胆颤心惊地打开它们，这些已经发黄、部分被蛀的旧书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以后，我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到那里享受一顿美妙的精神大餐……
四年大学，由于接连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我却从这充满霉气和尘灰的图书馆里获益良多，以后我再也没有这样大块的读书时间了。要说研究，也许这时是打下了点基础。
关键词：学术成果
金：是否可以这样说，您的学术成果主要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的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仅您没有学术成果，中国也不可能发展。您认为您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其社会效果如何？
詹： 我在农村中小学任教师，当过18年班主任，教过十来门课程，积累了一定的教育经验。三中全会让我获得了第二个春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除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一系列思辩研究外，我在基础教育的改革研究中，倾注了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广场路小学的李锦森合作的 “立体教育”研究，与金乡一小的陈忠苏、陈金如等合作的《儿童诗习作与小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与温十二中的吴步旭、陈炜等合作的“课堂教学效能的测量与其评价研究”，与树人中学苏有生等合作的“寄宿学校生活素质教育研究”，与罗浮中学周丐亮、杨张欢等合作的“研究性学习实践研究”，均荣获省、市教育科研一等奖。与蒲鞋市小学詹如松、朱艳等合作的“课外阅读系统化指导研究”，还得到教育部的部分课外读物奖励。
其中与瓦市小学合作的“创新教育研究”耗费了我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我和瓦小的杨素琴、谢循康、虞银连等师生们一道，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出台前，就在创新教育、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等方面作了长期的实践探索，使这项研究获得了“浙江省教育科学第三届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以课题成果为基础，包括《瓦小模式》、《儿童哲学（上）》、《儿童哲学（下）》、《在生活中学数学》、《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案例》、《营养与健康》、《小学研究性学习案例》（教师版、学生版）、《校园风铃》、《少儿特色操创编》在内的《瓦小丛书》。
实践证明，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我的今天。
金:新出版的《拯救男孩》一书引发了人们对男孩子教育的关注，这是一位教育学者写的。书中指出，男生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学习成绩往往落后于女生，更糟糕的是，男孩在体质、心理及社会适应等方面都面临更多的“麻烦”。对男孩子的养育、教育问题，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您是否也发现了这种现象？您有何看法？
詹：我也关注过这个问题。报载某重点中学有10人考上清华、北大，全是女孩子；评上５个预备党员，也全是女孩子。一项不完全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离婚人群中, 40％是妻子认为丈夫“没有男子汉气概”。真的，男孩子教育太成问题了，现在应该是引起教师、学校和社会关注的时候了！
面对我们的小男生阳刚之气的严重缺乏，作为教师，我们该怎么办？据我了解,平阳鳌江二小的蔡玉洁老师在自己的班级里曾作过一次历时一年多的“培养小学男生性别意识”的行动研究。她通过组织“我心目中的男子汉”活动，帮助树立模仿对象，在角色对照中学会观察不同性别的不同行为，强化男生的性别心理和行为，每月定期在班内投票选出３名“最有男子汉气概”的男生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班内男生中被认为“有男子汉气概”的增至34人，约占75.5％；被认为有一些进步的7人，约占15.5％。总之班内男生在认知和行为方面较一年前大有进步。她的经验值得借鉴。
金：您既研究教育又是教师，在您看来，作为教师，以现代的标准来看，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说？
詹：关于现代教师的标准，人们说了很多，我不重复。根据自己从教半个世纪的切身体验，我认为“用心教”和“研究型”是两个重要和关键的词汇。
作为一个已经离开教坛多年的老教育工作者，这就是我送给今天生活幸福、不再担惊受怕的年轻教师的薄礼：做一个“用心教”、“研究型”的新时代的好老师！
采访手记：
前些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是我国教育事业新的历史起点。此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前采写完成，现仍以原貌见报。
(金辉/ 文 温州都市报20100812/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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