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詹振权，1938年生于浙江温州。先后在平阳一泉小学、平阳一中、温州师范学校求学。1956年考取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现并入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先后担任过平阳师范学校教师、校长，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浙江省教育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长期以来，詹振权在从事教育实践的同时，坚持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教育改革研究》、《班级教育管理学概论》、《温州教育论稿》、《小学班主任工作原理与方法》八部。
我的一生与温州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温州师范学校，到平阳师范学校，再到温州师范学院，整整半个世纪，我先后在这所学校求学、从教、任职，直至退休。我与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有着深深的缘分，我衷心地感谢这所学校。
“转了一个圈，我又回到了平师”
温州大学可以说和我的一生是紧紧相连的。1953~1956年我在温州师范学校求学，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两次进入平阳师范学校任教，更是让我体会到春天般的温暖。在温州师范学院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四次与温州大学的不解之缘，让我对这所学校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
1961年，我被分配至平阳师范学校任教育学教师。平阳师范学校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当年的学生中有许多是以前代过课的，所以有与我年纪相仿的，也有不少比我还年长些的。他们都称我为“先生”，我反而觉得自己更像个嫩嫩的“后生”。初上讲坛的那份紧张至今让我难忘，但这种紧张很快就过去了，可能是我对理论知识熟悉，思路比较清晰，表达比较流畅，所以讲起课来尚能得心应手。在讲课过程中，我常常辅以描述和板画，增加了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因而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在平阳师范学校，我与不少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这种情谊历久弥坚，让我终生难忘。
1962年，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无法维持这所全体学生都享受助学金的学校，因此平阳师范学校解散了。此后，我先后在平阳的东风中学、万全区小、鸣山小学、城东中学任教。在“文革”期间，我与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灵和肉的考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个人的命运如同我亲爱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我接到教育局的通知，调往平阳师范学校任教育学教师。这是我时隔18年后，又重新回到这所“小学教师的摇篮”。我的命运“拐弯”了。
“短暂的‘指挥家’生涯”
1984年秋，根据群众推荐和组织考察，我被任命为平阳师范学校校长。在两年短暂的校长岗位上，我深刻体验到在一个学校里“指挥”的分量和责任有多么重。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一所学校的“指挥家”——校长的灵魂所在。我一直把 “站立、并坐、倒水、送至门口”当作自己接待来访师生的“常规”。我并不想做秀，我只是没有忘记过去，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我还和教师就开会事宜达成了“君子协定”：台上的要精心准备、精练活泼，台下的要认真听讲、主动参与，共同努力以保证和提高会议的效率。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和老师们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一 “君子协定”甚至逐渐成了学校的一种传统，给学校同事和校外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我已四十六岁，但我还像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满怀跃跃欲试的豪情壮志。有人说国营企业的职工在吃“大锅饭”，其实那时教师的锅里没有“饭”只有“粥”，所以我说学校里大家吃的是“大锅粥”。当时平阳师范学校的情况基本上也是低水平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于是“改革”二字就老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每个部门的岗位责任，以及每项工作的规章制度。这一举措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在那时,能把责任和制度中规定的具体的、量化的目标，以及把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工作的量和质）和报酬挂起钩来，也算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鲜事。
在教学上我提出了改变 “满堂灌”，实现“少、精、活”的口号；我要求全校老师都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学生的需求，至少指导一个课外兴趣小组；根据教师的素质、工作的量和质拉开奖金的档次；为“拉开差距”提供物质保证而强化增收节支、试行经济承包。在学生管理上，我主张把“严格”和“活泼”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严格管理、严肃纪律、从严要求：严格执行升留级、注册、考勤制度，更加系统、规范地实行“基本功过关”考试，严格“四项达标”验收；同时要活跃思想，活泼生活，灵活安排，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允许自由结社，可申请个别课程免修，开设暑期课程，建立领导与学生对话制度，每周三个晚自修交由学生自由支配，向学生开放教师阅览室，根据青年特点开展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特别是周末的师生交谊舞会成了当时平阳师范学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我在学校的改革实践中也碰了不少钉子，如住房分配、“监厨”制度、评选优秀教师等，这些事情给我的打击不小。由于烦心劳累，我还患了冠心病。
“一不小心进了温师”
1984年底，我向杭州大学发出了自己的档案，然而档案竟在途中被弄丢了，此事不知怎么让时任温州师范学院院长的谷亨杰教授知道了。他托人带信给我说：“你的那些档案材料丢了也就丢了。到我这里来吧，你只要填个表格，补个手续就行了。”谷亨杰院长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精神令我大为感动。于是1985年的暑期，我正式调往温州师范学院担任教育学教师。
由于工作繁忙，我把自己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白天忙工作，晚上则潜心学术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致力于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有多篇论文在全国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还与学友协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著，并数以百次应邀为省内外许多学校的校长讲授 《学校管理学》。1988年，经各民主党派联合推荐，我被任命为温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我在十余年的副院长任内，除了中途曾短暂地分管过教学外，大部分时间分管科研和招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与我的同事一道，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研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健全科研管理机制，把科研工作列入学校的整体安排；拨出专款设立“科研基金”，自主课题立项、出版专著、学术访问；逐年对全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做出量化评价，按分值排位并公布；每年举行“学术报告会”，检阅研究成果；组织“青年教师科研骨干协会”，定期举行“青年科研沙龙”，培养学术带头人……这些措施对营造研究氛围、提高科研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年的大多数“青年骨干”现在都已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领域的骨干，有的已成为校级领导干部。
“活一万年也有到头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有限的生命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价值。自从1999年离开行政岗位后，我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上，指导过十余所中小学开展教育课题研究，并多次荣获省、市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我正式退休了。我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我一生为之迷恋的教育科学研究却从没有停止，这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是学生中有不少名师名校长。在我看来，一所高校好不好不是由校舍大、建筑华美、学生人数众多来决定的，而更重要的是出大师，不仅是在教师队伍中出大师，还要在学生队伍中培养大师。值此温州大学8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我衷心希望温大能出更多的大师，办得越来越好！（詹振权口述 管玲琳 曹清雅整理）
（温州大学报2013年1月15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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