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康教授
马大康，1947年1月10日出生。1965年支边新疆，在农四师70团工作，种过地，放过牧，掏过粪，盖过房，当过民兵、文书和教师。1975年调到丽水浙江林业学校任语文教师。1981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198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温州师范学院任教。1993年被评为教授，出任温师院副院长、院长，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1993年获曾宪梓全国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三等奖，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曾出版《生命的沉醉》、《审美乌托邦》、《诗性语言研究》等理论著作，其中“诗性语言研究”是他独立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温师院首次获得的两个国家级科研项目之一；同时还主持了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学时间研究”。他有6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研究》等刊物上，与人合作编撰多部教材、辞书。
我与马大康先生不是很熟悉，久仰其名。可他的父亲马骅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我拜读过马老的散文、诗作，还多次采访过他。
在采访马骅先生时曾得知，他育有三男三女，孩子们学有所成，为此马骅先生颇为满足与欣慰。马家旧交沈克成先生告诉我，马骅先生的子女都很孝顺，在亲戚朋友中口碑甚佳。他们不仅常回家看望父母，还给老父亲洗脚修脚。
春节前，马大康先生正忙着参加市“两会”。他只能挤空隙在“两会”讨论地点国际大酒店接受我的采访。
马大康与马骅先生有点像，特别是眼睑、额角和笑容很相似，还有说话的声音，也是浑厚底气充足。他的头发有点花白，眼角的鱼尾纹格外明显，比之父亲白晰的皮肤要黝黑些。这也许是经受过大漠风沙的吹打，新疆支边岁月留下的印痕吧。可是他那一脸的谦和、诚恳，和厚道、宽容的述说，仿佛就像我们身边的任课老师，和蔼可亲，长者风范，让我心中不时泛起一种信赖感。或许，这是他从一位支边青年到大学教授的人生历练后的积淀吧。
我们慢慢地品着龙井，先从他支边新疆说起。
金：有人说岁月流逝能使人逐渐淡漠往事，这是因为我们都在向往着美好的明天。可是，决定人生命运的生活只会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而那难忘岁月中的往事才会令人在回忆时动情。您如今当教授了，又是温州师范学院院长，还会想起新疆的岁月吗？
马：那当然。尽管40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只是太忙，很少有时间回顾往事。
我是温州第一批去新疆建设兵团的，当时刚好18岁。记得我们穿着军装，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后，排着队伍敲着锣鼓喜气洋洋地沿着解放路到轮船码头去上海，一路上歌声不断。然后是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又坐了三天的汽车抵达伊犁。
我是自愿要求支边的，可是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竟没批准。后来有人不去，名额空缺，当了替补，想不到一去就是10年。
在新疆我住过“地窝子”。伊犁冬天多雪，修水利得把积雪清开，再把一尺多厚的冻土揭掉。坎土镘打在坚硬的冻土上只留下一点印痕，溅起的冰渣常把脸划破。零下几十摄氏度，干热了，光膀子还直冒汗，真够艰苦的。后来，我被调到连队当文书。其实，从文不是我的意愿，我喜欢的是理科。小时候，家藏的文学名著读过不少，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一套介绍科学家的小册子。我对科学家十分崇拜。我的哥哥姐姐是学理工的，老师也主张我学理科。从文是不得已，想改变自己的境遇，就只好改变自己的志向。
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您的文艺理论研究是从新疆开始的？
马：不是的。在兵团劳动强度很大，那时，我们正当喜欢睡觉爱玩爱闹的年龄，前途又很渺茫，还无心系统地钻研一门学问，即便读点什么，也只是信手拈来。真正系统学习是我调到丽水林校之后，才静下心来，认真系统地读书，把大学课程学了。
金：听说您的夫人也是新疆支边青年，那个年代的婚姻好像特别注重人的情感因素，您能告诉我当年你们恋爱的故事吗？
马：哈，现在我们都当爷爷奶奶了，那是青年时代的浪漫。不过，我的妻子徐琳琳对我确实很重要。我们是一起从温州赴新疆的，她被分配在文工团。文革时伊犁发生武斗，我们一群年轻人结伴返乡，在拥挤的车厢里，我突然发现了一双美丽的眼睛，就爱上了这双眼睛，爱上了她。爱情是盲目的，它最没理性，最不会算计，在我们生存最为艰困的人生低谷，在它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它偏偏到来了。虽然有点浪漫，却是苦涩的。最难得的是我因家庭社会关系调离民兵营干事岗位，重新下连队劳动后，她仍决意调到我的农场来，与我相濡以沫。后来，也是她承担了所有家务，支持我完成研究生学业，真是难为她了。
金：你们可是患难夫妻啊。我从您的眼神里，可读出您至今仍很感激您的夫人，你们也真是不容易。我记得令尊的散文诗里有这么一句话：“大爱者的生命之歌”，似乎这也是你们爱情的注脚。
您是在1981年考上研究生的，当年温州好像只有五人被录取，您是其中的一个吧？
马：我是在丽水报考的，当时温州的情况不很清楚。我读研究生赶上了末班车，那年我35岁，报名的年龄刚好划在35岁。1981年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考研，当我坐在杭州大学研究生教室时，突然发现自己是这批研究生中的老大哥。我是自学大学课程的，特别是英语难度更大，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中学六年我学的是俄语，到读研究生时，俄语忘得差不多了，可读起英语来老师说我像读俄语，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把走路、买饭排队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金：您研究生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怎么写的学术论文大多是文艺理论的？
马：我想，这或许是我从小喜欢理科的原因在作祟。我喜欢破解难题，喜欢对问题作思辨性的逻辑推理。比起文学作品，我更喜欢读理论著作，那些博大精深的哲智思考，常常令你豁然开朗。我也撰写过不少现代文学研究文章，自1993年任副院长后，我就完全转向纯理论了。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原始资料，要花大量的时间查找，干了行政就失去了自由身，这也是我不得不作出的改变。
金：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对中国文学影响甚大，但现代文艺理论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是西方的吧。我发现这些理论比较深奥也比较枯燥，您却承担了国家科研项目———诗性语言研究，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介绍西方诗性语言，并有自己观点的文艺论著，真是不容易啊。请您概括一下您的文艺理论主要学术观点，好吗？
马：我国介绍西方文学语言理论的著作有鲁枢元的《超越语言》、王一川的《语言乌托邦》等，它们主要是评介，缺少原创性。《诗性语言研究》只是简略梳理了西方语言理论，而着眼于独立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观点，从这一角度说它是国内第一部。书中不少观点曾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无论是诗性语言研究，还是文艺学研究，其中都贯穿了我的美学观。我认为，审美是人的理想的生存方式，它既是人生的极境，又是生命的极致。在审美交往中，人获得了现实生活无法获取的自主和自由，人的个性的多样性和创造潜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世界也最完美地展现出自己的丰富性。我的论文《审美交往论纲》较集中地表达了我的美学观。我原打算以“审美交往论”为题撰写一部专著，苦于没时间也没心境动手。
金：美即是生活，生活即是美。这是从大范畴概念来说的。您的审美交往观点是把人的交往上升为审美行为，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您有否把这些审美理论作为一种追求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体现出来呢？
马：其实，我的审美观就是我的人生理想，处世准则，甚至也是我所追求的治学境界和治校理念。反思任院长的几年里，我总想将学校办成远离社会污浊的“理想校园”，但审美乌托邦毕竟是乌托邦，而我只能老老实实去经受现实。说实在，只有在思考学术问题，撰写学术论文时，我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生活在自由的空间里。我至今还有些后悔，1994年杭州大学申报文艺学博士点，曾想调我加盟，我却没有借此摆脱困境。
金：我认为，一个城市需要有一批文化英雄，城市因有他们而显得丰富多彩，温文尔雅，他们支撑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层面，大学是城市文化英雄主要的聚集地。人说，大学就是大楼加大师，是有道理的。大学里的学科带头人，也可起到文化英雄的作用。在采访您之前，我在你们学校师生中听到的都是对您的赞美之辞，1993年您还是温州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是学校的学科带头人，您确是位学术型的领导。您作为师范学院的一院之长，您的办学理念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马：办大学要抓学科和教师队伍建设。温师院发展迅速，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术排名跃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就得益于此。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和同事努力营造了一个相对公正、和谐的学校环境。大学是培育创造性人才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大学的管理就是要努力形成让每一位师生都能充分发挥才能、主动性、创造性的秩序和氛围，要为“英雄”们提供自由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一点恰恰是学校凝聚力的基础，也是学校人心向上、生气勃勃的缘由。当然，办学不可能脱离社会，还要紧密联系社会，积极介入社会。在校内想建立公平公正的理想环境，面对社会又不得不屈从于种种潜规则，我常常为这种二元规则而弄得十分沮丧。
金：最近传来消息，温州大学“筹”字要去掉了，只待教育部批准下文，这无疑对你们是件大好事。对此，你的感受是什么？
马：把几个学校合并起来形成一个拳头，这不仅对温师院和原温大有好处，对温州市的好处就更大了。我期待着正式批文的下达，也期盼新温大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金：新学校、新任务，你手头还有什么新的课题？
马：我打算抓紧完成省规划项目“文学时间研究”；同时从审美乌托邦走出来，做一些大众文化研究。今年三月份，我的另一著作《叛乱的眼睛》将出版，届时再恭请指教。
采访对象：马大康 教授（简称马）
特约主持：金辉（简称金）
(温州都市报20060208/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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