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10岁的胡兆铮考进温州二中读初一（戊）。由于家境困难，他在课余时间去一家工艺品生产合作社，在图章盒上用毛笔题写“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等字句赚钱以补家用。一个10岁的小孩子，个子还不够桌子那么高，他只能在脚下垫几块木板、平伸着手悬肘执笔写字。悬肘写小楷――简直是书法少林童子功。更由于每年的寒暑假正是他最繁忙的工作时间，所以，他是真正做到了“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1957年初的那个寒假，仿佛特别寒冷。他在写图章盒时，要不时把冻僵的右手放在嘴边呵气，插进怀里取暖，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写字速度，以至到初三毕业的这一学期开学缴学费时，还差5角钱。当时的班主任周日远老师提笔给他批了个丙等减免费――减免5角钱。
他偶然听到有人说，给本市的报纸刊物投稿，是不用贴邮票的，只消剪去信封的右上角，写上“稿件”二字；给外地的报刊投稿，剪角信只用再贴3分钱的邮票（当时寄信要贴8分钱邮票）。那天放学回家，他从作文簿上撕下一张作稿纸，以“先春”作笔名，写了一篇名为《温州图章盒畅销各省》的通讯，下面写上真实姓名和通讯地址，用旧报纸做了个信封，剪去右上角，写上“稿件”二字，信封中间贴张白纸，他只写上“温州日报收”5个字。因为他不知道报社的地址在哪里。他把信投进邮筒，很快就在3月27日《温州日报》上登出来了。接着就收到报社寄来的一张5角钱稿费的汇款单。为领这笔汇款，他向母亲讨了1角钱去刻了个姓名图章（当时领汇款领工资都需要盖上姓名图章）。他从这笔款中抽出2角钱，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租了一辆自行车，和同班同学蒋振津、金家齐、林永隆一起，在温二中的操场上练习骑车。
他算了一笔账：写1打（12个）图章盒，他只赚1分钱。这5角钱，他得写50打即600个图章盒（2400个字）才能赚得。这600个图章盒，堆起来像座小山，他写一整天恐怕还写不完。而那篇稿子呢，区区二三百个字，他一挥而就，连10分钟都不用。啊，世上竟有这么天差地别的事！其实他不知道，这10分钟的文字，实际是他三年写图章盒生活的积累――厚积薄发。这一点他不懂――他当然不懂，他得等很久以后才会懂――他直怨自己怎么这么傻。他不去写图章盒了，他一门心思写稿了。他每篇换一个笔名、频频给《温州日报》投稿。他对哪篇发表了、哪篇未发表全不关心，他只埋头收取隔三差五寄来的5毛、1块、1块5……稿费。他没有署真名。他认为这类在报纸发表的通讯、漫笔实在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他羞于让同学知道。直到他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宗璞的小说《红豆》后，才决定署真名写一篇评论文章。
小说《红豆》，是写一个倾向进步的女大学生江玫，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和同一所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小说里男女主人公一起在练琴房钢琴上弹奏贝多芬月光曲的场面尤其使他欣赏，因他那段时间正热衷于拉小提琴，贝多芬的小提琴曲《F大调浪漫曲》是和钢琴曲《月光奏鸣曲》同样闻名世界的。小说中还写到江玫朗诵艾青的诗《火把》：“黑夜从这里逃遁了，哭泣在遥远的荒原。”艾青是他最为赞赏的诗人，在初三的语文课本里就有艾青的诗歌《黎明的通知》。而小说男女主人公那段关于自由和必然的争辩，更使他联想到马克思那些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论述……但最终，江玫和齐虹还是因为政治倾向的不同而分手了。小说使他万分激动，评论文章《两粒红豆，两滴不同政治思想型号的血――谈宗璞小说<红豆>的人物形象设计》几乎一气呵成。他署上真名就寄给北京的《文艺学习》杂志，不久就收到该杂志社寄来的采用通知书。而在这之前他刚接到温州二中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这两份通知书接踵而至，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呢？
他怀揣着《文艺学习》杂志的采用通知书，跨进了温州二中高中部的大门。他真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班的蒋振津和金家齐，这两位初中同班同学是和他一起考进温二中高一（丁）的。但他还是忍住了，他要把发表他文章的杂志摆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就这样满怀焦急而又幸福的心情等待着那期《文艺学习》的到来。
一天，他们班去参观温州气象台，回来后，他写了篇温州气象台参观记，用“梵”――小提琴外语译音“梵婀铃”的第一个字作笔名，投寄给《温州日报》，隔两天就发表出来了。那天班里同学围着那张报纸，惊呼是谁把我们班的事写来登报了？大家都在猜这个“梵”究竟是谁。其中就数蒋振津最为激动，他几乎把他所知道的高中学生中名字里有“梵”“凡”的都猜遍了，最终还是不能确定究竟是谁。这时的胡兆铮真想告诉大家“梵就是我”。但他还是忍住了，他要把更大的惊奇留给他们！在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他想，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小文章就已经把班级闹成这样了，等到把杂志上的大文章摆在他们面前时，那真是会沸反盈天了。回到家里，他一眼看到桌子上的《文艺学习》大信封。啊，杂志寄来了，他下午就可以使全班乃至全校震惊了！他扑过去，撕开信封，里面却是――退稿！写在《文艺学习》信笺上只有一句话：评论文章不予刊用，原稿奉还。
拿“五雷轰顶”来形容此刻的胡兆铮，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他看到过几篇对《红豆》的评论文章，他认为它们均不在话下。他想，有哪篇文章能像自己一样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进行剖析，又有哪篇文章能像自己一样用艾青的诗题来增添文采？
他提笔疾书――
一心向往自由王国的江玫和甘为被困必然王国的齐虹，在他们的血管里本就流淌着不同思想型号的政治血液，在这全国解放前夕，在这漫漫长夜即将过去、艾青已发来黎明通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理由不使他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呢？
编辑同志：像如此神采飞扬的文字，你在哪里见过？请问：凭什么退稿？
写好后，他把信和稿件一起塞进一个大信封，连中饭也没吃就跑到邮局寄信去了。
很快，稿件又被退了回来。退稿信写在普通的白纸上，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像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行字：
艾青已成为右派分子，采用通知书和你的文稿请妥善处理。
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没有对采用通知书和文稿作“妥善处理”。
不久，他便看到新一期的《文艺学习》上刊登的一组批判《红豆》的文章。
又过不久，他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温州永强中学新分配来的一位姓骆的老师，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是右派分子。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上交的毕业论文是《艾青论》。
至此，他才真正明白，那一切都是真的！他必须要对采用通知书和文稿认真地作“妥善处理”！
他最终还是把把采用通知书和文稿烧了。他望着随风飘散的纸灰，他的第一篇署真名的论文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他想：署我真名的论文，究竟要过多少年才会在刊物上发表呢？
10年？
20年？
30年？
40年？
终于，在41年之后的1998年，第1篇署名胡兆铮的论文《探讨<红与黑>的“幸福”之谜》在第8期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学语文》上发表了。
1999年9月，他的论文《<红与黑>标题新解》入选《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第一集·下》，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2000年，他的论文《鲁迅早期艺术世界的图腾――彷徨》《鲁迅笔下的“猫头鹰”及其他》《鲁迅手绘“猫头鹰”图析》分别在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发表。
2001年，他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博尔赫斯研究论文《“阿莱夫”是什么？》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他的论文《水的赞歌――鲁迅小说<铸剑>新解》在第5期《甘肃社会科学》发表。
2002年，论文《鲁迅笔下的“蛇”及其他》在第1期《江西社会科学》发表；论文《鲁迅的“双头意识”和“断头情结”》在第8期《江西社会科学》发表；论文《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在第2期《甘肃社会科学》发表后，被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哦，这样报他论文发表的流水账，实在太乏味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吧。
1978年11月，胡兆铮去衢州参加《东海》杂志举办的笔会，报到时，发现温州还来了三位作者：刘文起、张天胜、骆寒超。最后一位就是在1957年因毕业论文《艾青论》被打成右派分子分配到温州永强中学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他紧紧地握着骆寒超的手。
许多年后，温州大学中文系胡兆铮老师晋升高级职称的论文《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就是由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骆寒超教授推荐评审的。
时间，真是一位伟大的导演，它导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